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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