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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妈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是护士，但她殷勤地同招募中心的值班员聊天，发现自己可以参加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的空姐招募。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在伦敦和南美洲之间经营两种飞机：可载13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和可载21人的约克式飞机，空姐被叫做“星星女孩”。妈妈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应各种口香糖、大麦糖、被褥和便笺，并提醒旅客们必须在起飞和降落前擤鼻涕。
那时候的机舱没有密封，飞行时间很长：5小时到里斯本，8小时转到喀尔接着花14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圣地亚哥时，约克式飞机换成了更坚固的兰喀斯特式飞机，每一位乘客在飞跃安第斯山脉时必须戴上氧气罩。
伊芙在英格兰南美航空公司呆了一年后，英格兰国际航空公司收购了它，伊芙开始在都铎式飞机上工作。都铎式飞机又称“星虎”，第一架飞往百慕大途中失事的飞机就是这一机型；伊芙所坐的第二架飞机起飞，安全抵达；但是接着起飞的又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因此所有的都铎式飞机停飞。后来研究发现，它们的机身过于脆弱，不能承受较大的增压幅度。
特德立即意识到如果他不同伊芙结婚以阻止她再当空姐，她说不定会消失在大西洋某处。骑在轰鸣的摩托车上时我爸向我妈求婚，伊芙在猎猎风中竭尽全力大喊：“我愿意！”
他们在1949年10月14日结婚，在马略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
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