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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在1942年春季，采取某种步骤去平息印度人的不满似乎是刻不容缓的。英国内阁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间去印度，看看是否能够达到一种使英国和印度双方领袖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克里普斯携带了一项经英国政府批准的明确建议：答应于战争结束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这个建议远远不能满足甘地和印度其他领袖们的要求，谈判以失败告终。
罗斯福热切地注视着克里普斯代表团前往印度。当谈判正在进行时，路易斯·约翰逊作为总统的特派代表来到了印度，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印度立刻实行自治，至少是预备性的。他的活动在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似乎蓄意要破坏英国的统治。罗斯福在与丘吉尔私下通信中劝告丘吉尔采取果断的行动，让印度完全独立，结果遭到断然的拒绝。丘吉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多的。他对罗斯福要牺牲英国利益来推行他的理想主义深为恼火。
美国人往往夸耀他们管理菲律宾的例子，但英国的行政官员却不愿意学习美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是促使印度全心全意地参加对日战争的必要步骤，在英国人看来则是对英国的粗暴干涉。美国人越是谈论关于动员印度的人力来支援战争，英国人就越强调印度国内的问题和国大党对盟国事业的忠诚很不可靠。这种看法上的分歧证明是互不信任的根源。蒋介石努力为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进行斡旋，但一点没能促使英国人比较肯接受外来的建议。
克里普斯代表团失败以后，印度人和英国人仍然相持不下。甘地和国大党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1942年8月圣雄甘地和数千名国大党党员一起被拘捕起来。从此以后，局势继续十分紧张，到处发生骚动。然而到1942年年底，警察和军队已经恢复了大部分公共秩序。由于日军入侵印度的可能性减少，政治危机也随着缓和下来了。
认为所有印度人民都接受国大党的观点，这决不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徒肯定就不会接受。事实上，除了偶然参加一次反英暴动外还从事其他活动的印度人仅仅是一小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国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要求只具有最为模糊的概念。但是印度的局势却是爆炸性的。在1942年有好几个月，次大陆似乎处于革命骚动的边缘。如果日本人能够发动进攻的话，那末他们似乎很轻易地便可以取得一场重大的胜利。
英国人竭力试图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来。他们采用警察方法，有时是很严厉的警察方法，来制止公开不满的现象，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的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加快实行。到1942年年底，加入印度陆军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后来增加到二百万人以上。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充分参加技术复杂的战争，因为招募来的士兵大半都是纯朴的农民。当军队已经训练到具有相当水平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障碍——缺乏船舶及其他运输工具——限制他们把军队调派到各处去打击敌人。结果，这样苦心建立起来的印度军队有一大部分始终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可是，到1942年年底，日本的威胁所造成的第一次危机已经过去。印度国内的骚动不再成为后方的一场严重的危险，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击退日军企图对印度本土发动的任何侵略。但在幕后，不仅在英国和印度的政治领袖之间，而且在英国和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袖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和互不信任。盟国在印度的合作仍然是表面的，内里则深受到基本上相互矛盾的目的的干扰。每一方对其他各方的行动和动机总是尽可能恶意地加以解释。美国人谴责英国人在对日战争中不积极、不重视，英国人怀疑美国人企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中国人在自己人当中搞阴谋诡计，又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起谋求私人和党派的利益。
在对日战争中，盟国的合作方面还有一个缺点需要提一提。苏联坚决避开对日战争，继续与日本在外交方面保持正常的关系。在中国，俄国人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保持着暧昧不明的关系，但在1942年俄国的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于对德战争，因此无暇在中国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
西方盟国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总是直接受到俄国前线军事行动进展的影响的。1941年11月，当德军向莫斯科的进军尚未被制止时，英国不能开辟第二战场或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作战一事，导致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2月初，当德军的进攻没有能打下莫斯科便停顿下来，俄军又开始发动反攻时，英国同俄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张和激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于1941年12月7日离开英国。就在他出发的前夕，战争突然蔓延到太平洋，美国成了一个正式的交战国，这显然要求对英国的政策进行一次调整，但艾登没有等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明朗起来，仍旧动身前往苏联首都。
艾登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希望能够使1941年7月12日克里普斯…莫洛托夫协议以初步形式建立起来的英俄同盟正式化。一项象英国内阁希望签订的这种同盟条约，将会约束双方坚持作战到希特勒被推翻为止。这可以帮助消除单独媾和的疑虑。这样一项条约还包含有解决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种种争端的意思。而这些争端中最为迫切的是军事方面的。艾登赴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同斯大林检讨一下军事的全局，希望使这位苏联领袖了解英国在对德作战中的军事潜力以及军事部署中所面临的障碍。
英国内阁认真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军队到俄国南部战线上去参加战斗，但这项计划要看能否先在利比亚击败轴心国军队而定。1941年12月5日，丘吉尔授权艾登答应俄国人，调派十个中队的皇家空军到俄国南部去作战，但一切计划都由于日本的袭击而打乱了。五天以后，丘吉尔致电艾登说，至少就目前而言，不应提出派皇家空军支援的问题。结果，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他向俄国人提出的困难比援助还要多。
至于俄国人，他们则急于想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即在盟国间的任何磋商及一切磋商中，特别是关系到战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都应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商讨。大西洋宪章签订时事先没有征询过俄国的意见，这种作法触怒了斯大林。他担心西方国家甚至会使战败的德国保持强大，以便在军事上抵制苏联。斯大林对于战后的安排这样关心，看来颇为奇怪，人们记得，在德国被击败之前，整整经历了三年半的艰苦战斗。但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争结束的日子已经大为接近了。关于在1942年内结束战争的说法，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之间斯大林的演说中以及俄国的报纸上曾反复出现过，这虽然不能证明，但的确暗示，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在德国实力完全崩溃之前，同盟国单独或全面谈判投降。如果这是他对局势的判断，那末，战后的协议显然是迫切重要的。俄国人只要可能，特别应该先发制人阻止给予德国过分宽大的条件，从而让希特勒或是他的继承人再一次来威胁这个苏维埃国家。
在军事方面，斯大林仍然声称需要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日本袭击了英国在远东的属地，很明显，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腾出来。斯大林也不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以换取更多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德作战。此外，俄国这时刚在发动反攻。斯大林似乎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德军的士气可能会衰落，他们可能会被迫全部撤出俄国。因此，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催促艾登立即进袭法国。的确，他可能宁愿继续单干，这样可以从德军的崩溃中为自己获取荣誉和利益，而无须考虑到英国或美国的愿望。无论如何，双方都没有能立即向另一方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艾登在这方面的会谈是不重要的。
他们的讨论倒是集中在战后欧洲的格局上。在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他对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要分割德国并从德国工业中征收实物作为赔偿。总的说来，他建议恢复战前的边界，只是作些较小的更改。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