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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打了败仗而得到解除。快到1942年3月底的时候，日军重新发动了攻势，到5月，缅甸全境都陷落了。滇缅公路南段的终点落入了日军的手中，此后，中印间的交通只限于航空路线了。
印度战线同中国战线的自然阻隔，使业已发生纠纷的权限问题更为复杂。这时候，美军又成立了一个中…缅…印新战区。由史迪威担任司令官。实际上，可供他调遣的大部分是空军人员，他们奉派在新开辟的从印度越过“驼峰”到中国的航空线上服役。这是当时从外面接济蒋介石的唯一来源。但是在驼峰的两端，史迪威与两国当局的关系都非常棘手。
在中国，史迪威和蒋介石不断争吵。主要困难是：史迪威的正式官衔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的用意是想使他有正当权力去指挥国民党政府军作战。罗斯福和马歇尔原来希望蒋作为一个盟军总司令，会忙于政治或其他事务，而把有关中国军队的改革、训练和调遣等工作都让史迪威去搞。但是当蒋同意任命史迪威为“参谋长”的时候，他无意赞同这样的计划。他决不愿意将自己的军队交给外国人去指挥，但又觉得对美国公开违抗不大妥当。因此，他采取了迂回曲折的手法，暗中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或者拖延他所不喜欢的决定。蒋想从史迪威和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是源源不断的供应品，为了这些供应品，他不惜以奉承的语言去讨好史迪威。然而。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不会再给予史迪威更多的权力来指挥中国军队。这样的局面简直是难以忍受的，只有一位一等外交家才能通过谈判消除这些障碍，使中国军队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力量。史迪威不是一个外交家：恰恰相反，他毫不辜负人家替他起的绰号“乖僻的乔”。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把作战物资运交中国有着极大的自然阻碍。既然美国人只能利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空运路线运送一点供应品给中国，蒋介石认为没有理由不用一套空口应酬话去应付史迪威的改革中国军队的要求。因此史迪威将军对改革中国军队的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但他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训练营，并在1942年年底之前设法在那里着手训练一支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以图将来反攻缅甸北部并恢复由印度至中国的陆上交通。
然而，中美在印度的活动实际上就是指同英国的配合和合作。史迪威象中国政府一样，也不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至于英国人，他们是不大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他们往往认为分派给中国的供应品无异浪费。他们的印度军队应有优先权。保卫印度，包括维持这个骚乱地区的内部秩序，看来比收复缅甸更为重要，但是史迪威却坚定不移地要尽一切力量去收复缅甸。有了这样不同的看法，英美间的摩擦是不足为奇的。韦维尔被迫放弃爪哇后，立即奉派去担任印度最高军事司令官。韦维尔的司令部与史迪威的是完全分开的，但由于史迪威的行动一部分是在印度，所以他难免要侵犯，或者似乎要侵犯韦维尔的权力。
各种供应品的缺乏加剧了管辖权的争执。这种缺乏反映在全面分配时对于其他战区的优先安排。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要求最受到重视，但依照英美军方的意见，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应占优先的地位。中国、缅甸和印度被列入可怜的第三位，这个战区又远离英美，这使什么都加倍困难。供应品的缺乏再加上史迪威的急躁易怒，使盟国在远东的合作充其量不过是风中之烛。
盟军有可能进行有效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海上。照理说，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和太平洋上的美国舰队原可以很好地协调他们的活动对付日军。可是，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英国海军部觉得他们没能适当地参预美国海军的计划工作。海军上将金脾气暴躁，常常同英国人发生激烈争吵，这使最高级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在1942年年初，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关系很不协调。5月，当日军即将进攻中途岛时，美国要求派出一艘在印度洋作战的英国航空母舰去参加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要求于1942年5月19日遭到拒绝，所以美国人只得以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去对抗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正是这样的事件使丘吉尔于四月间向霍普金斯发牢骚：“我们两个舰队的行动就好象是两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一样。”
在那年下半年，总算有了一点点合作。例如，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英国舰队在印度洋发动了一次牵制性的攻击。但是这种行动远远没有达到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要求。随着太平洋战事的进展，随着美国舰队日益壮大，美国人对于取得英国的协助显得愈来愈不感兴趣了。有些美国海军将领好象觉得，对日战争是日本与美国海军之间私下的争端，并不需要第三者插手进去。美国的这种态度，加上英国人又小心翼翼，生怕过于削弱印度洋舰队，这使两国海军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合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海军的舰艇确实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并肩作战，可是它们为数不多，在战争中并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盟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合作所达到的水平与在欧洲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上文已经提到过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些原因。史迪威与麦克阿瑟的个性不是有助于同别人进行合作的。由于供应的缺乏，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注定得放弃或推迟。美国军队内部各军种之间的争夺显得特别尖锐。最后，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对日战争变成了两场分隔开来的战争：一场在亚洲作战，由英美从西面提供给养，另一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由美国从东面提供给养。
除了这些军事因素之外，印度和中国都存在着基本的政治困难，大大阻碍了盟国的合作。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半潜在的内战继续分散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确，正象批评蒋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可能认为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日本人了。日本的最后失败可以依赖美国的努力去促成，可是在国内与他争夺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容忽视，需要注意提防。这种态度就引起了他和史迪威的冲突。史迪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和他们的俄国顾问是有深刻印象的。在1942年，战争的结束明摆着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中国问题的这一方面还不很突出，它后来才变得严重起来。
但在1942年，印度的政治局势是极其重要的。在那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对印度的威胁似乎显得特别严重，使印度的领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在短短三个月内打出了一个大帝国的这些亚洲同胞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印度领袖憎恨英国的统治，甚至欢迎由日本人来解放的这种前景。但这种极端分子为数不多，而且没有什么势力。甘地采取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并宣布印度人应该避免战争，既不帮助英国人，也不反对日本人。由于甘地个人的威望，他的意见在印度很受到重视。有些印度人希望如果有办法去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日本人是会尊重印度的中立的。国大党抱着同甘地大体上相同的政见并代表印度民族中政治上积极的一派，要求给予印度独立，并迅速成立一个脱离英国控制的印度民族政府。
可是，当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英国政府决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印度的控制。正如后来战后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在印度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与占人口少数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存在的摩擦和互不信任是印度实现独立的真正障碍。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压力特别敏感，部分是由于印度军队大部分是从伊斯兰教徒中招募而来的，部分是由于英国处于保卫中东的微妙的地位，需要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则是由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可以用来延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除印度本身的困难外，印度立即无条件独立的任何方案势必引起英国方面的反对。内阁和议会里的一批重要人物对于英国放弃控制印度的这一意见表示反对，丘吉尔本人或许也应当列入这类人里。
虽然如此，在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