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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冯·伦特…芬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私人的”、非正式的建议。他拜会了蒙克，并要求，鉴于英国布雷造成的严重局势，如果丹麦由于英国行动的结果而受到“影响”，它应“表示谅解”。蒙克拒绝把此事提交其政府，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丹麦的中立要受到侵犯，但如果受到任何侵犯，丹麦肯定将予以反击。甚至可能发生额外征兵的问题。德国公使警告蒙克说，这样做将是最最不幸的，并很可能为柏林方面误解。于是就为冯·伦特…芬克与斯陶宁安排在第二天进行一次会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外国使节的例会上，法国公使正式通知了布雷的事，但英国公使未接到要他发表声明的指示。蒙克要求他们转告法国和英国政府，丹麦政府对侵犯挪威中立的事深为关切。他说，“盟国的行动已大大地危及挪威和瑞典的局势，而丹麦本身现在似乎较少受到直接威胁。”所有的公使显然都与蒙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丹麦不致立刻有危险。
4月8日傍晚，冯·伦特…芬克催促蒙克答复当天上午向他提出的“问题”。蒙克和莫赫尔都记不起他曾提过什么问题。原来是，德国公使曾提出，英国布雷的后果，可能把丹麦卷进去，希望丹麦对此有正式的答复；他也希望再度得到保证，丹麦不会进一步征兵。于是蒙克立刻为此草拟了一个声明，用电话通知冯·伦特…芬克。他向这位公使保证，一旦遇到任何困难，丹麦政府将“本着历来解决丹麦与德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时同样的友好精神，努力予以消除。”
当天深晚，莫赫尔发现萨黑又有一份报告发到部里等着他，报告指出，从施维钠谬德出发的德国舰队可能开往纳尔维克，并警告丹麦政府没有理由乐观。德国对挪威的行动是否对德国有利，德国人自己会决定，不管丹麦政府怎样想法。蒙克和莫赫尔认为这封电报没有特别重要之处，因而未采取行动，尽管这封电报还有附言，说瑞典驻柏林公使推断，德国的计划是“完全或局部占领丹麦和挪威”。
4月9日凌晨4时，冯·伦特…芬克要求在二十分钟之内同丹麦外交大臣在他的家中会面。蒙克报告了首相，斯陶宁又通知了防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冯·伦特…芬克递给德国政府一份照会，宣告德军正在越过边界，在沿岸若干地点登陆。他敦促对方不准丹麦军队抵抗，说这样做只能造成流血，他要求对方立即答复表明丹麦的态度，威胁说德国战斗机马上就要飞到哥本哈根准备攻击。外交大臣抗议这种侵犯丹麦中立的行为，并要求有时间向国王和首相报告。这一点得到了德国公使的让步，但是他强调事情非常紧急。
与此同时，陆军部和海军部已得到报告，说入侵已经开始，并已在哥本哈根本身有登陆情况。凌晨5时刚过，斯陶宁、蒙克和国防大臣暨三军参谋长觐见了国王。他们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普里奥尔将军（陆军参谋长）极力主张应当继续抵抗下去。可是其余在场的人争论说，这样做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丹麦政府仍然需要与德国政府达成和平解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条件就不那么有利了。会议在清晨6时结束，国王同意作出停止抵抗的决定。于是通知冯·伦特…芬克，说已下令防守军队停止战斗。边境的守军曾英勇地进行抵抗，损失了许多人。
在这次会议后，大臣们又碰了一次头，决定在下午召开议会，并邀请反对党参加政府。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第二章 挪威：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
1939年时，除了瑞典之外，挪威是欧洲唯一的从1814年以来享有持续的和平，即享有四个世代多的和平的国家。因此，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挪威对自身的防卫毫无准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挪威政府奉行的政策旨在把用于国防的费用和人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因为挪威爱好和平的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道德上的标准。政府和人民都幻想世界正逐渐变得更加太平，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日益过时。他们幻想，国际间争端的和平解决，已经很好地得到条约的保证，而国际联盟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也已经成立，它将进一步保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的纠纷。因此，在挪威人的心目中，战争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大大地减少了。不过，对于推行一种能提供更有效的国防的政策，在挪威也不是没有支持者。有两个私人团体，挪威防务协会（NorgesForsvarsforening）和挪威海防协会（Foreningen for NorgesSjφforsvar）就做了大量工作，传播有关防务的知识，唤起民众对此关心；可是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少。可以说，所有的政党对挪威国防的削弱都负有责任，这是由1927年和1933年的两项立法所造成的，后一项立法的条款并且是在不顾军方激烈而断然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的。不过，在确定哪一方面应负多少责任时，必须记住，从1927年起，工党就是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它的影响是任何执政的政府所不能忽视的。
这就是工党在1935年3月上台时的情形。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是赞成和平主义的，而外交大臣哈夫丹·科特教授和国防大臣弗雷德里克·蒙森则是道道地地的和平主义者。反对科特的人担心，他是一个学者，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不切实际，但是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科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中，他非常不情愿以任何方式使挪威承担义务，虽然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可被说成是不履行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义务。根据这种外交政策，挪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第一个（结果也是唯一的国家）批准与英国在1938年12月订立的海军条约，这个条约被看作是普遍同意限制海军军备的一种准备。
在挪威同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的关系上。科特的政策为一种极端审慎和拒绝同它们讨论军事问题的立场所支配。他的理由是军事上的合作将导致挪威防御力量的加强，而在科特看来，这就等于重整军备，他对此坚决反对。因此，难怪在开战以前不久，希特勒问挪威是否感到受威胁，并表示要同挪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科特认为（挪威议会也有同样看法）这样一个条约在平时固然没有必要，在战时也没有价值，而且，它还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挪威比其他国家对德国更友好。这将是挪威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渴望继续置身于战争之外，可是内心却向着盟国。挪威政府之所以拒绝英、法两国于1939年初要求挪威组织“和平阵线”的某些非正式建议，正与这种想保持中立的愿望相一致。挪威议会议长C·J·汉布罗认为，这样的保证不值得想望，他的理由是，“单从一个方面得到保证的中立，一旦发生情况，就不再成为中立了”。
于是，直到1939年夏天，挪威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对所有的外国一直保持着正确的态度。挪威已使自己免除了按照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参加制裁的义务，它置身于一切欧洲国家集团之外，但是它同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订有合作的计划。挪威的工党政府主要是和平主义的，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个党正在分裂，因为有些党员认识到，德国事态的演变可能威胁挪威的民主制度。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这种感觉能够具体变成有效的行动，挪威就遭受了战祸。挪威人奉行反对防卫的政策为时已经过久，从而无法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仍对德国有些同情，对德国的想法有些欣赏，有几家右翼的报纸正在发表这类观点。同时，多年来的忽视所造成的后果，也不能一下子弥补过来。防务全然不足，甚至没有统一的指挥。防务计划由一个以文官为首的国防部掌管。固然，国防委员会在1934年就已成立，但是直到1937年方始召集会议，到1939年9月1日才再度开会。民防的情况是可怜的。措施仅限于消极的防空，例如建造一些避弹所等。除了奥斯陆、卑尔根和四五个较大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均无积极的防空设施。战后挪威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的政府对挪威防务不足所应负的责任，据报告，科特、尼加德斯沃尔德和国防大臣都有责任。整个政府也逃脱不了责任，因为它有议会中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大批的议员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国防政策软弱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