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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臣阿尔辛·安德森商讨军事措施，并使他与四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保持接触。然而，战后的调查证明，这位大臣并不总是把三军参谋长向他提出的增加国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该委员会，这些要求于1939年4月开始提出，随着丹麦处境的日益危险而越发迫切。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同意，可是陆军部于1939年9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没有被撤销。这道命令说，“一旦丹麦领土遭到直接进攻，而进攻的敌意是明显无疑的，那就必须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进行抵抗，而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但一面应适当注意当时的情况。”
9月4日，丹麦初次尝到近处发生战事的滋味。一架英国飞机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弹。9月底，“文迪阿”号被德国击沉。这两件事都没有怎样使人担忧，10月3日，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承认，将要日益感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供应的情况，除非保证经常有物资运到，否则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不仅从战略和军事观点，而且从供应观点来看，丹麦也是软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重申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并强调他们有权保持传统的贸易关系，包括同各交战国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供应。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战国的这些关系继续保持得相当令人满意。固然，英国的煤停止进口了，不得不进口劣质的德国煤来代替，而丹麦向英国的出口，由于德国的威胁，也在10月间全部停顿了。不过，到10月底，这些出口又有所恢复，虽然能够看到，某些出口已经转向了德国。丹麦从英国的进口也有下降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压力，而大半则由于海上的战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丹麦在1939年秋季已与德国达成谅解，认为向英国正常的农产品出口应当继续下去，以保证丹麦可从英国进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麦政府对于上述所有这些事情仅限于官样文章地提提抗议，每当丹麦有船在交战国的战斗中遭到损失，不论是德国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丹麦在提出抗议时总是唯恐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所轩轾。丹麦甚至参加奥斯陆公约国家、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议英国的一项决定：没收一切从德国运出的货物，而不问载货船只的国别。丹麦竭力抚慰德国而不去刺激德国，妄想盟国会体谅它的困难处境和全然无依无靠的情况。
1939年10月，丹麦不得不表明它对俄芬冲突的态度。虽然它和芬兰没有共同的边界，因而它对芬兰的命运关心的程度不能与挪威和瑞典相提并论，可是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关注着这场冲突。丹麦参加了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芬兰的努力，但也参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这次会上芬兰总统被告知，万一他的国家遭到俄国进攻，则不能指望从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得到军事援助。当瑞典和挪威的志愿兵开始参加芬兰军队时，丹麦的青年也参加了，虽然数目较少。还有相当数量的丹麦青年志愿到芬兰工作，以把芬兰青年替换下来去参军。
1939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继续对丹麦进行威胁，直至那年年底丹麦对德国的要求已顺从到这样地步，使德国无需预计会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1940年元旦，丹麦首相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具体表明了他的政府的失败主义态度，这篇演说后来以“Hvadkan det
nyde”（有何用处？）而著称。可是，它在全国造成了混乱，并且招致议会在几个星期以后进行了一些反击。它也使丹麦人更感到“通敌的意识”，虽然，可叹的是，这只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人们对共产党人由于俄德同盟而亲德的态度备感愤慨，以致解除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职务。对于丹麦纳粹党员和其他地下纳粹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日德兰南部），没有采取措施加以禁止，而议会中的纳粹党议员如弗里茨·克卢森和丹麦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代表延斯·莫勒博士这类人，则公开地进行亲德活动。
1940年1月19日，丹麦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是斯陶宁的元旦广播的结果。决议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我们都要使用手中的防御手段。”可是，后来并没有采取行动来执行这项决议，也没有作过进一步的防御准备。
德国可能对丹麦采取行动，最早得到消息的是丹麦海军司令部。1月8日，丹麦驻柏林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向国内告急，说德国“将向丹麦施加压力”，迫使丹麦允许德国在北日德兰修建空军基地。但丹麦海军部并不把这个消息看作为进攻的预兆，因此就没有把这个消息转告参谋总部或外交部，不过国防大臣似乎得到过通知。2月13日，寇尔森上校再度发出警告，但是这次也未给蒙克知道，而且事实上仍是置之不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时倒确实是在研究入侵丹麦和挪威的问题。
到2月底，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决定要求德国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以保护中立国到英国的航运。德国人同瑞典人定下了会谈的确切日期，但到时间临近时，他们未作解释就取消了会晤。丹麦人则从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答复。在德国人取消与瑞典人会晤的同时，确凿有据地流传着德国调动军队和把船只集中在施维讷谬德附近的消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得到了十分确切的情报，证明人们担心德国正在发动的攻击可能针对着丹麦是有道理的。这使丹麦驻柏林公使馆馆员发出了一系列的私人信件、电话通讯和电报警告，其中大多数是由赫卢夫·萨黑公使发出的，最早的一封信是从1940年4月1日开始，使人遗憾的是，这封信竟被蒙克的一个部下毁掉了。对于这封信，蒙克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但是4月4日，他同首相和国王讨论了驻柏林公使馆发来的进一步消息。4月5日，又在内阁会议上作了报告；但是内阁拒绝采取外交大臣提议的任何预防措施，认为萨黑的报告尚未确切到足以有理由这样做。在建议采取的这些措施中，有把防守部队的某些成员重征入伍和组织联合政府等几项。按照丹麦政府的要求，外交部的奥托·卡尔·莫赫尔司长与瑞典和挪威两国公使进行了接触，以弄清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各自向他保证，本国政府认为从柏林来的消息言过其实。可是，瑞典公使汉密尔顿男爵的这个说法，与他的使馆在同一天通知丹麦海军当局德国即将对丹麦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两者之间不一致得离奇。
丹麦人并没有就这些传闻同柏林的外交部交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丹麦前任外交大臣埃里克·斯卡韦尼乌斯坚信，他能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伦特…芬克口中套出真话。但是冯·伦特…芬克那时对所提到的进攻似乎毫不知情。4月5日、6日、7日，从萨黑处接到更多的消息。萨黑的情报并没有唤起丹麦当局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阿克塞尔亲王因另外有事必须到柏林，不顾萨黑的忧虑，趁机拜会了戈林（但他是无法从戈林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的）。可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的两个高级官员却自行决定，要引起公众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把两个知名而又受到信任的丹麦记者亚科布·克罗尼卡和黑尔格·克努森召到使馆，要求这两个记者向各自的报馆发出“令人焦虑的急电”。于是，在4月5日、7日、8日的《国民日报》和4月6日、8日的《贝林时报》上，出现了震动人心的文章。《国民日报》在第一版上以头号通栏标题登出了它的记者报道的要点。但是，这些警告已经为时过晚，已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了。
4月8日星期一清晨，冯·伦特…芬克通知莫赫尔，英国在挪威领海布雷。这个消息，连同看到德国军舰沿着丹麦海岸北驶和据报德国军队从伦茨堡开向丹麦边境的事，在当天上午一起及时报告了内阁。但《国民日报》报馆的又一次警告，说亚科布·克罗尼卡认为德国可能“在两小时以内”采取“行动”，却没有被提到。参谋总部提出要把军队更朝边界调动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但是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使所有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hφjesteAlarmberedskab）。
下午，冯·伦特…芬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私人的”、非正式的建议。他拜会了蒙克，并要求，鉴于英国布雷造成的严重局势，如果丹麦由于英国行动的结果而受到“影响”，它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