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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Liquidity）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 Index Put Option）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 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 Put Warrants）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8。14＇
2006年夏，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当听到他热情洋溢地“祝中国成功”时，人们背后不禁冒出丝丝寒气。不知他的前任贝克当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时，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5。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划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更是为他凭增了几分神秘色彩，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认为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SOROS）就与众不同。
索罗斯果真独往独来，仅凭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索罗斯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Carucao），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贩毒洗钱中心。
鉴于美国证券法规定冲基金的“复杂”（Sophisticate Investors）投资人不得超过99名美国公民，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确保这99名超级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离岸对冲基金中，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只是以“投资顾问”的名义参与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提供该基金运作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声称自己仅仅是名投资顾问以推诿责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简单。他的董事会包括：
董事，理查。凯兹（Richard Katz），凯兹是伦敦罗斯切尔德银行的董事和罗斯切尔德家族意大利米兰银行的总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 Taube）是伦敦银团St。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它的主要运作者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
董事，伦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Lord Ress…Mogg），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 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银行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日内瓦最聪明的银行家”。皮西托的铁哥们包括纽约共和银行（Republic Bank of NewYork）的拥有者沙夫拉（Edmund Safra），这个沙夫拉已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