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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第一卷 愤怒的鲁西 第18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范筑先委任共产党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他们多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人还是运动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加入了共产党。
吕世隆，1937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村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7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达聊城工作。
1937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了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了中共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中共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隆兼任主任。农训班的学员结业回村后，随即发动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日救国运动。农民纷纷加入农会，各区农会长在县城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莘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选举王惠卿为会长，白雪亮为副会长。
农会会员也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操练，枪支被自卫队占用了，农会会员就用红缨枪、大刀、棍棒及常用的农具铁锨、锄头进行训练。1938年秋后的一天，艳阳高照，莘县万余农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齐集于城内东北角的广场。在简陋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白布红纸写的横幅“莘县农民阅兵大会”。台下万头攒动，红缨枪的枪尖闪闪发亮，红缨子和各类纸旗迎风摆动，口号声此起彼伏。
县长吕世隆、农会会长王惠卿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群至夜方散。这次检阅和游行，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为进一步全面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基础。
莘县政府推行战时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吕世隆在推行县政过程中，根据莘县地广民穷的情况，把农业所得税改为累进税，也就是财富越多，税率越高，减轻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负担。减轻其它捐税，严禁高利贷，强制地主富户纳粮，救济贫苦农民，号召恢复家庭手工业，加强集市贸易的管理，严惩不法商人等措施，使濒临绝境的莘县经济出现了生机。
为了支持抗战，莘县一次向第六专署解款4万元，为其它各县所不及。
县政府还实行抗日的文化教育，在财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恢复教育，在全县新增高级小学2处，初级小学80余所，小学教师增加了一百多人。吕世隆还命令教育科长苏群把原有学田收归教育科，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在文化工作方面，县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到乡下街头演出，刷写抗日标语，组织各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歌曲和节目，激发了许多农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在全县形成了浓厚的抗日气氛。
范筑先高度评价了莘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称赞吕世隆是抗日模范县长，号召其他各县向莘县学习。
然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朝城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朝城，地处中国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地势平坦，气候宜人，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现在划为山东省的莘县。
范筑先原来任命的县长是张守忠，此人是国民学顽固分子，属于参谋长王金祥的人。张守忠对抗日并不积极，但在整个第六区积极抗日的大趋势下，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