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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尔维诺
1767 年，柯西莫（Cosimo Piovasco di Rondo）12岁，他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意大利贵族。一天，他魔鬼似的姐姐贝蒂斯塔做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菜，比如被砍去头的蜗牛，他父亲命令他把这些菜吃下去。为了对抗父亲的专制和不公正，柯西莫象同龄的孩子会做的那样，他爬到了树上。但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此他拒绝再下来。
《树上的男爵》是一部关于柯西莫独一无二的树栖生活的小说，书中的想象力和智慧令人叹服。柯西莫说，在树上他可以将地面上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从地上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以后，柯西莫男爵有了和海盗，美女，间谍在一起的传奇经历，还有时间来读书，学习，并且思考一些他那个时代深层次的问题。他和狄德罗和卢梭有书信往来，在军事战略上成了专家，当拿破仑来看他的时候，他令拿破仑也招架不住。
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传播真理和正义，他对偷水果的小偷和贵族都同样友好。他将当地一个最让人害怕的大盗变成了孜孜不倦的书迷，大盗对文学的热情导致了最终他本行的荒废。女人们也很愿意来到树枝上和柯西莫在一起。她们中最勇敢的是维奥拉，她出生在意大利以外，金发碧眼，她和柯西莫的感情纠葛是小说中最激烈，最不同凡响的一部分。
这部优美的小说对18世纪的生活和文学进行了充满想象的讽刺。对比伏尔泰讽刺性的虚构作品，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在对崇高和荒谬的把握上展示了非凡的效果。1959年Einaudi出版社第一版。1959年兰登书屋英文第一版， Archibald Colquhoun翻译
一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象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他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际的假长发，这象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我的兄弟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们家的食客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师。在我们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修道会会长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我们的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柯希莫满了12岁，我8岁；我们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西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我们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勤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其实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古板性格，他对己对人的苛刻态度，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无边的痛苦和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是他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饭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拾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吃腻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啧啧舌头，好象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第二道莱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瓢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臂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就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8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的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也引起许多人的内心激动，我们的父亲却同那犹如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背道而驰，不合常轨。他竟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因此，在我们家里过日子总象是在进行应邀上访朝廷的大演习，我不知道是奥地利女皇的宫廷还是路易国王的皇宫或者都灵的那些山民的官殿。一只火鸡端上桌，父母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距切割和剔骨，而神父连味道也不敢尝，以免当场出乖露丑，他好在父亲训斥我们时帮腔。后来，我们发现了律师卡雷加骑士弄虚作假的底细：他将整条大鸡腿藏入他那土耳其式长袍的下襟里，以便过后躲在葡萄园里随心所欲地撕啃着享用。我们敢发誓说（虽然我们从来没能当场捉住他，他的动作太机智敏捷了）他来吃饭时就带了一满兜已经剔好的碎骨，用来放进他的餐盘子里来代替那几块完整无缺地消失了的火鸡肉。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儿！好！”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但是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褥节，也不严加惩处，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狠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仔细地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帽的宽边之下的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由此可以懂得饭桌成了暴露我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互不相容的场所：也是显示我们的一切愚蠢和虚伪的地方。正是在饭桌上发生了柯希莫的造反行动。关于这件事情我要讲起来话就长了，可以放心的是象这样盛大筵席似的餐桌在我哥哥的生活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这也是我们同大人们见面的唯一时机。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我们的母亲撤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编织、刺绣和纺线，因为这位女将军其实只会做这些传统的女红，也只有在这些活计上她倾注着自己尚武的热情，那通常是一些做成地图样的编织物和绣品。我们的母亲在上面插上大头针和小旗帜，标明王位争夺战的作战布署，她对那些战争了如指掌。她或者绣大炮，绣出各种从炮口射出的炮弹轨迹，各式交叉射击，不同角度的射击，因为她对弹道学非常内行。此外她还翻遍她的当将军的父亲的藏书宫，找出军事艺术论著，射击图解和地图。我们的母亲过去姓冯·库特维茨，名康拉丁娜，是康拉德·冯·库特维茨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在20年前率领奥地利的马利亚·黛莱莎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土地。她幼年丧母，将军将她带在身边四处征战，无甚浪漫可言。他们在旅途上装备充足，夜宿最好的城堡，带着一群女的，她成天靠在大沙发的垫子上以编织度日，人们说她也骑马参战，纯属无稽之谈。就象我们记忆中的那样，她一直是一个肌肤粉红、鼻子微翘的娇嫩的女人，但是在她身上保留了父亲对军事的爱好，也许是为了对她的丈夫表示抗议。
我们的父亲在那场战争中是我们这里的贵族中站在帝国军队一边的少数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