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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项一部分属于他继承遗产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贷款，因不能如期还贷，不得不向银行抵押有价证券，支付巨额利息和保证金。为此，他蒙受了近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他还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愈益低下和俄罗斯恶劣的气候（漫长冬天的严寒和潮湿），年过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脏病、肺病、风湿症和哮喘病及神经系统的疾患。由于当时
俄国医疗条件较差，又得不到俄国政府的关照，他的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从而使其健康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
更为严重的伤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为一个“在党（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巨大帮助”的外国友人，他理应受到获得胜利后处于执政地位的俄国党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债款这个问题上他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但是，结局却正好相反。特别在列宁逝世后，俄国党和政府既不遵从列宁的指示抓紧时间解决问题，又极其傲慢无理，公开冷漠和厌恶昔日的资助者，干脆将其作为讨厌的包袱，仿佛欠债的不是俄国人而是穆尔。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国党和政府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不要让我死在俄罗斯！”
而在政治上，长期滞留俄罗斯使穆尔失去了回国参加大选和在议会工作的机会。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穆尔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自己国家党内的同志、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克拉拉。蔡特金女士求助。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预，这件长达七年的债款纠葛才得解决。这位5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俄国革命、热情保护和资助处于困境的俄国革命者的“可爱的老同志穆尔”（蔡特金语）最终离开了使他伤透了心的苏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这期间国际上反苏声浪甚嚣尘上，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伤心透顶的穆尔发表过任何反苏的言论。
094想不通
对于穆尔的际遇，李晓峰也是唏嘘不已，竟然生出了一丝兔死狐悲的念头。要知道某人也跟穆尔一样为布尔什维克解决了不少财政上的问题，也收到了不少白条。和穆尔比起来某仙人在党内的影响力更低，至少他没有列
宁这样的高端朋友，想把钱收回来恐怕更是困难。
好在某仙人并没有收回资金的打算，对他来说那点小钱也就是毛毛雨，布尔什维克不还也就不还，只当是打水漂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不打算催促对方还钱，对方却还打算朝他化缘。
加涅茨基笑眯眯的问道：“安德烈同志，最近党内周转紧张，是到了你发扬风格的时候了！”
对此，李晓峰不屑一顾，他虽然没打算讨债，但也不想再出血了。毕竟某仙人的产业也全面铺开，正是等着用钱的时候。
见李晓峰不说话，加涅茨基也不气馁，更不死心，不留痕迹的挤兑道：“怎么，安德烈同志不放心？有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在，你完全不必担心，等革命成功的时候你只管来找我！”
找你妹！
李晓峰没好气的骂了一句，真当哥好忽悠，借给捷尔任斯基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哥跟你丫不熟！对你的人品更是一点都不看好！
某仙人实在是太清楚加涅茨基的为人了，这厮就是练变脸的，可以同患难但不可共安乐。当年找穆尔打秋风最狠的就有这孙子，等十月革命后，在苏
维埃政权中担任外交和经济工作的加涅茨基，在接到列宁尽快清偿拖欠穆尔的债务问题的指示后，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竟然说：“还钱”、“清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摆脱穆尔的纠缠，不要让他“老呆在莫斯科”。须知，此时这位借款当事人手中还拿着从穆尔那里借款的余额。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无良才能说出这样话，当年你借钱的时候难道也是这副嘴脸？无耻之极！
当然最无良的还不是加涅茨基，更令人发指、更无耻的就是10年后被斯大林处死的季诺维也夫。无论在国外极端困难的日子里，还是十月革命前夕取道德国返俄的危急关头，他都得到了穆尔的热心帮助。但是在得知穆尔的还款要求之后，他竟置列
宁的指示于不顾，首先是极力阻挠穆尔赴俄，继而又致信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还款，主张将此“大宗款项”交给由他主持的共产国际。当政治局最终决定还款时，他又同斯大林商定要分期陆续办理。你说此人是怎样的狼心狗肺！
要李晓峰说，后来斯大林干掉季诺维也夫和加涅茨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干了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像这样的货死有余辜！
反倒是与此事无直接关系的布哈林看不惯这种做法，明确表示要按列宁的指示，马上彻底还清欠款，他说：“不要时不时用几个戈比去打发”这位困难时帮助过党的国际友人。
从表面上看，办理此事的关键人物是时任中央书记的莫洛托夫。不论是列宁、蔡特金还是穆尔本人的信都集中在他手里，由他实施办理。但他却始终拖着不办，因为他很清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总书记斯
大林。而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可能正忙于同托洛茨基斗争，根本不愿理会此事。最后，要不是碍于蔡特金的面子，要不是怕多病缠身的老穆尔死在莫斯科，产生十分不好的国际影响，这件事不知还要拖多少年，而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也很难预料。
应当说明的是，这决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这笔欠款满打满算不到5万美元。放在普通个人的账簿上，或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困境中的革命党来说不是小数，但是对于已经取得政权，处于执政地位的苏
共和苏维埃政府来讲，这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不值一提的数字。像李晓峰就想不通扣下这笔微不足道的款子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好处？
排除了经济因素之后，剩下的只能是政治和道德问题。说是政治问题决非危言耸听和随意“上纲上线”。穆尔的资助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他本人是德国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曾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负责人。
用蔡特金的话讲，穆尔是“一生都为国际革命和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无私的忠诚战士。尤其是在最艰苦的时期，他准备为俄国同志付出任何牺牲，在政治上、物质上为他们服务。在全力支持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想在自己的祖国和意大利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和钱财。”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何处理与穆尔的关系，如何评价穆尔对俄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涉及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和友谊的问题，其国际政治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视。
何况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把自身的生死存亡和未来命运，都寄托在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革命的全面爆发和胜利之上。为了自身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局和根本利益，胜利了的俄
共（布）要争取和团结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其中包括那些不理解甚至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党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如果连诚心诚意关心和帮助自己的兄弟和朋友都不能团结，要实现这一伟大使命又怎么可能呢？
即使仅仅从捍卫俄国革命自身的荣誉和利益出发，仅仅从有助于澄清和驳斥所谓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反动政府的津贴一类政治谣言来考量，布尔什维克也应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与穆尔的关系问题。总之，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无论对俄
共本身还是共产国际的大局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政治上的损失。
当然，这一切对于李晓峰来说就是前车之鉴，像加涅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一流的货色他是懒得接近的，因为这三个货都是养不亲的白眼狼，跟他们称兄道弟搞团结指不定被卖了还帮着数钱。更何况熟知历史的他很清楚，这三个货看似风光，实际上都是垃圾股，根本就不值得投资。
所以李晓峰也没给加涅茨基面子，很直接的回复道：“我倒是很愿意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但恕我直言，贵党的所作所为跟我所信仰的理念差之万里，我不打算赞助一个和临时政府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政党。什么时候你们打算推翻临时政府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这一番话让加涅茨基觉得很没有面子，不过话已经说透了，他也不能死皮赖脸的找人家讨，只能频频目视捷尔任斯基，仿佛在说，老费利克斯这就是你说的支持我党的热心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