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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使吴孟明走出东长安门时，“伏阙上书”的百姓已经被驱散了，地上留下了几只破鞋和撕碎的奏本。他命令一位锦衣卫指挥同知率领锦衣旗校会同五城兵马司务须将来京上书的山东、畿辅百姓驱逐出内外两城。
当吴孟明走下皇极门丹墀时候，崇祯正要退朝，忽然从文臣班中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臣，到御案前的朱红栏杆外跪下。崇祯一看是前日上疏反对加征练饷和攻击杨嗣昌的黄道周，立刻动起火来。不等这位老臣张口，他神色严厉地问：
“你的奏本朕已看过，另有何事要奏？”
黄道周伏地说：“微臣求皇上停征练饷，严惩杨嗣昌以谢天下。布宽仁之政，收拾已溃之人心。”
崇祯因为生气，手脚更加浮动，说：“朕因为虏、寇猖撅，兵、炯俱缺，故去年不得已用辅臣杨嗣昌之议，增加练晌。朕何尝不爱民如子？何尝不深知百姓疾苦？然不征练饷即无法更练新兵，不更练新兵即无法内剿流寇，外御东虏，不得已采纳杨嗣昌之议，暂苦吾民一时。尔等做大臣的，处此国家困难之日，不务实效，徒事攻汗，深负朕意。今嗣昌代朕在外督师，沐雨栉风，颇着辛劳。原来在房县一带的九股流贼，已经纷纷请降；献贼自玛瑙山败后，也成了釜底游鱼，与罗汝才被困于鄂西川东一带，不得逃逸。李自成仍被围困在商洛山中，不日即可就歼。倘朝廷内外不和，动辄掣肘，必将使剿贼大事，功亏一篑。你前日疏中说杨嗣昌建议加征练饷是流毒天下，如此肆意攻汗，岂是为国家着想？”他转向群臣，接着说：“朕切望文武臣工，不论在朝在外，都能和衷共济，万不要各立门户，徒事攻汗。”
崇祯满以为他的这些话可以使黄道周不再与他廷争，也使别的朝臣不敢跟着说话。但是黄道周既没有被说服，也没有被他压服。黄道周的性格非常倔强，又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史书籍，只想着做个忠臣，学古代那些敢言直谏之士，把“文死谏，武死战”的话当做了为臣的金科玉律，很喜欢苏武的诗句“居官死职战死绥”。更重要的一点，他出身寒门，又常被贬斥，接近地主阶级的下层。明代末年，朝廷实行了“一条鞭”的聚敛办法，将丁役钱和一切苛捐杂派都并人田赋征收。大地主多为豪绅之家，既享有免役权，也能借官府和肯吏舞弊，将部分田赋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身上。这一阶层和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既是官府敲剥聚敛的对象，也是大户进行土地兼井的对象，加上战乱和天灾，随时都有境况沦落，甚至倾家破产和死亡流离的可能。这一阶层加上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在人数上仅次于佃农和雇农，所以他们的动向会影响明朝的存亡。崇祯皇帝将豪绅大户看成国家的支柱，而黄道周却将中小地主加上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看成国家的支柱。他所说的“小民”，就是指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是直接担负着加征田赋之苦。听了崇祯的话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没被皇上理解，立即抬起头来说：
“陛下！臣前日疏中云‘杨嗣昌倡为练饷之议，流毒天下，民怨沸腾’，实为陛下社稷着想，为天下百姓着想，并非有门户之见，徒事攻计。臣二十年躬耕拢亩，中年出仕，两次削夺，今已五十余矣。幸蒙陛下圣恩宽大，赦臣不死，使臣得以垂老之年，重瞻天颜。臣即竭犬马之力，未必能报皇恩于万一；如遇事缄默，知而不言，则何以报陛下？何以尽臣职？增加练饷一事，实为祸国殃民之举。臣上月来京，路经江北、山东、畿辅，只见遍地荒残，盗贼如毛，白骨被野。想河南、陕西两省情况，必更甚于此。盗贼从何而来？说到究底，不过是因为富豪倚势欺压盘剥，官府横征暴敛，使小民弱者失业流离，饿死道旁，而强者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臣上次削夺之后，归耕田园，读书讲学，常与村野百姓为伍，闻见较切，参稽往史，不能不为陛下社稷忧。请陛下毅然下诏，罢练饷以收民心，斩杨嗣昌之头以为大臣倡议聚敛者戒！”
崇帧厉声说：“你是天子近臣，不能代朕分忧。别人拿出筹晌练兵办法，你说是祸国殃民之举，这不是徒事攻讦是什么？加征练饷是朕亲自裁定。你说这个办法不好，哪是你的好办法？”崇祯怒不可遏，将桌子一拍，喝道：“说！”
满朝文武见皇帝如此震怒，个个惊恐失色，替黄道周捏了一把冷汗。紫禁城上空滚动着沉闷的雷声。黄道周前天上疏时已经将最坏的结果作了估计，所以现在他只是想着这正是忠臣死谏的时候，心中并无生死顾虑，倔强地望着皇帝，慷慨回奏：
“臣自幼读圣贤书，考历代治乱兴亡之由，深知今日政事，以苛察聚敛为主。苛察繁则人人钳口，正气销沉；聚敛重则小民生机绝望，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臣今日尚见有山东与畿辅百姓伏阙上书，他日必将失尽人心，连愿意前来上书的人也没有了。杨嗣昌的加征练饷办法是使朝廷饮鸩止渴……”
崇祯截断他的话头，说：“体再啰嗦！朕因流贼猖撅，东事日急，内外交困，不得不百计筹饷。不料朕向戚畹借助，戚畹抗旨；向百姓加赋，百姓怨言。你是天子近臣，也对加征练饷肆口低毁，比为鸩毒。哼哼，成何话说！你如此低毁练饷，试问你有何良策助朕筹饷练兵，以救目前危急？不筹炯，不练兵，罢掉杨嗣昌，派你代朕督师，你能将张献忠、李自成诸贼迅速剿灭或献俘阙下，清国家腹心之患？你不顾朕日夜为国事焦忧，妄肆攻讦，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哼！”
黄道周说：“臣今日所言者，正是出自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流贼祸国，致劳宸忧，臣何尝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至于东虏为患，臣平日既忧且愤，独恨杨嗣昌只知与东虏暗中议款，全忘《公羊》‘尊王攘夷’之教。今日人心溃决……”
崇祯又截断说：“我问你有何好办法筹饷练兵！”
黄道周说：“大抵额设之兵，原有额饷。如今兵多虚冒，饷多中饱。但求认真实练，则兵无虚冒，切自足用。所以核实兵额，禁绝中饱，即可足兵足饷。若兵不实练，虚冒与中饱如故，虽另行措响，搜尽百姓脂膏，亦无裨益。目前不是无饷练兵，而是缺少清白奉公、认真做事的人。如得其人，则利归公家；不得其人，则利归私室。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皇上深居九重，何能尽知？左右近臣，有谁敢据实奏闻！因陛下天威莫测，使耿介者缄口不言，怕事者唯唯诺诺，而小人则阿谀奉承。皇上左右之人，动不动就称颂陛下天纵英明，明察秋毫，而实在背后各自为私，遇事蒙混，将陛下孤立于上。行间每每掩败为胜，杀良冒功；到处人心涣散，不恨贼而恨兵；官以钱买，将以贿选。凡此种种，积弊如山，皇上何曾洞知？今日臣不避斧铖之诛，冒死直言，恳皇上三思！”
崇祯按捺着一腔怒火，又问：“你如何说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
道周说：“万历时，因辽东军事日急，于正赋之外，每年增抽五百二十万两，名曰辽晌，百姓已经不堪其苦。皇上御极之初，又增加辽饷一百四十万两。崇祯十年，杨嗣昌定了三个月灭贼的期限，增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原说只征一年。陛下皇皇诏书中也说‘暂苦吾民一年耳’。今已四年，并未停征。不意去年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均在正赋之外。请皇上勿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小民留一线生机！”
崇祯被刺到疼处，想大发作，但因为黄道周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儒臣，素为清议所推重，只好再忍耐一下。他用手在御案上毫无目的地画来画去，过了片刻，冷笑说：
“你所说的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你只看百姓目前负担很重，不知一旦流贼肃清，即可长享太平之乐。你只看练饷增赋七百三十万两，数目很大，不知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财有势之家所有。百亩田只增银三四钱，不惟无害于小民，且可以稍抑富豪兼并。”
黄道周立即回奏：“国家土田，确实兼并成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历朝田赋积弊甚深，有财有势者上下其手，多方欺隐，逃避征赋，土田多而纳粮反少；贫家小户则不敢欺隐，无力逃避，不惟照实纳粮，且受势豪大户转嫁之苦，往往土田少而纳粮反多。况田赋之外，每遇差科①，贪官污吏放富欺贫。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昔日中产之家，今多化为贫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