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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多少时日过去，科里并没有因为少了他而发生什么可怕事，也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出什么乱子。平时光，他既没有出丑别人，也没有殃及自个。有时节，他明知道谁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却并不见他向上检举告发，只是当其本人的面，指责或劝告而已，远没有跟他们各自想象的一样可怕。尽管这样，他们各自内心那种不祥的感觉，依然一直谨慎地保留着，深深地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好像过去了今朝过不去明朝似的。他似乎成了他们间的一颗定时炸弹，谁都不知它哪天哪时会轰然爆炸。至于具体到何时光会爆炸、会爆炸在谁的身上，对此，他们并不知道。
事实的确如此。
再讲在日常工作同事中，他们同样也怕他。
科长怕他是因为他时常不把科长当作自个领导看。或者讲科长自认为是这样。
俱乐部隶属宣传科管辖，本来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开张、规定，都是经过科长过目表态才实施落实的，可上官江把任后，经常自作主张做什么、决定什么。原先从不这样，他突然这样，科长便不免多虑，想他是否是看不起自个想跟他搞对抗？想他是否是已经看穿自个所以才不把自个放在眼里？想他这样自行其事会勿会损伤自个在科里和部里和威信？想他这样下去会勿会出乱子？想他有些作为会勿会叫领导看不顺眼？想他背后是不是有只大脚在帮衬他？诸如此类。
其实上官江的想法是，俱乐部是个独立单位，科长只作宏观指导，具体事务工作俱乐部主任有权自主自行。如果叫科长操心诸多琐碎小事，一方面是给科长添乱，让科长陷于具体事务中不能自拔，该干的干不成，实际上损害了领导形象；二方面是说明自己无能，也降低了自己的形象。
也许他想的是对的。
老王怕他是因为他敢当面批评老王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什么的。老王搞教育搞得有点不大对头，他经常埋头给领导、上级机关写总结、讲话稿、经验报告、政工研究、理论资料，却很少时光，化很少精力组织部队实在的学点什么。大家都觉得老王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可就是没人情愿出面指点他不是，包括科长。大家认为管别人家事体是吃力不讨好，犯勿着。而上官江却犯上了，他经常当面指责老王工作顾上不顾下，务虚不务实，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云云。
老王知道自个做工作的确有大半心思是想讨好上级，图个名誉。但以前从没让谁发现自个这种心思——他以为别人家不讲他是因为没发现，而上官江却一下子发现了。于是他想上官江是否是特别重视自个的言行？想他是否是有什么特异功能？担心他是否是还发现了自个其它问题？想他哪天是否是也会向领导告发自个？想他的存在和影响会勿会最终导致自个当不成科长？
诸如此类。
其实，上官江并没有什么特别功能，也没有发现老王其他的什么不是，更不打算检举揭发他。他只是认为，老王工作方法不大对路，自个作为同事应该帮助他、提醒他尽早发现不是之处，好叫他有改正的可能。他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挺容易叫人误解是否是？
就是。
李兵怕他是因为他是办公室里唯一不怕也不求李兵的，起码李兵自个感觉是这样。
李兵自认为自个老丈人是省委组织部长，别人家就应该怕他，起码得求他。求他的背后就是怕他是否是？
就是。
科里其他人确实时勿时会求上他办点大事小事，小事诸如购买彩电、冰箱、火车、轮船票什么的；大事诸如请他帮忙转家属户口、转业进好单位什么的。可李兵发现上官江从不求自个办什么事，自个倒是要经常求他帮忙。文体干事和俱乐部主作工作上有很大牵连，李兵有时光组织什么赛，开展什么活动，独自个往往忙煞又不成事，有俱乐部一班人帮忙，便缓和多了。所以讲，李兵得求他帮忙。
李兵觉得上官江不怕他也不求他办事，便有想法，想他是否是已经掌握着哪条够上毁恶意自个的罪状，所以才如此胆大。他想到自个在发财办闯的祸水，特别是账目问题，要是让人反映出去，那准会遭到像被上官江揭发的财务股长一样的处理。为此，他特别担心上官江已经从阿今或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自个的账目问题，甚至他怀疑上官江当真已经知道，所以暂不告发只是因为自个并没有大的冒犯他。李兵这样想着，便觉得上官江简直太可怕了。
其实，上官江并没有掌握李兵什么罪状，不过，要真是给他晓得发财办的真实内情，李兵会否会像财务股长一样遭殃，眼下谁都不好过早肯定或否定，估计差勿多吧。是估计。的确，只能估计。因为，即便上官江一定会朝上面告发，那还有个上头怎么处理的问题。处理李兵是否是能跟处理财务股长一样叫人痛快叫好，这是个疑问是否是？
就是。
阿今在科里头顶不怕的就是上官江。
阿今觉得自个好端端地做人，没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没干过什么对不住人的阴世事体。有些事体虽说做得不尽光彩、磊落，但多半是受人之命，成全人家，自个并不居什么歪心歹眼，扪心自问，讲得过去。再想，上官江既没有科长一样权势能够决定、左右自个什么，也不像老王一样虚假势利、奸刁可怕，也不像李兵一样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因此，阿今觉得上官江并不需要自个害怕。
但也不是一丁儿都不怕，他怕上官江哪回不给自个报销上报社烧香的费用。
阿今年年得为密切跟报社关系开销一笔经费，这笔钱是摆不上桌面的，自然不能从财务上支出。财务是做不了这样的账的——给媒体请客送礼，岂不是受人以柄，往脸上抹屎？所以，这笔费用宣传科只能自家承担，具体说是从放电影挣来的小金库里去支出。可电影费的小金库实际上是由上官江把管，阿今回回去报销，他总不爽快，还常常告诫下回不行了。
阿今怕下回当真不行了。不行就要他自个儿掏，哪掏得起？不掏，也就是无法做好密切报社的工作，这又是要直接影响他工作成绩的。所以，这个腰包必须掏，而且必须要让上官江来掏，否则于己于公都不利。事情要办，费用在人家手上，阿今哪有不怯弱的余地？就这样，阿今到底还是怕着上官江的。
其实，上官江也懂得这笔钱没道理让阿今自个掏，所以尽管回回讲不报，结果总还是回回给报。他只是指望阿今以后少报点，或者讲少上哪里去请客送礼什么的。他认为靠请客送礼上去的稿子，不可能当真推动部队什么建设。
他这想法并没错是否是？
就是。
再讲上官江自打因为写检举信造出名气后，生活、社会齐齐给他增加了压力，人们另眼看他，事事特别待他，时时特别要求他。同样一件事，人家可以为自个利益堂而皇之地去做或不做，他则不行；同样一份利益，人家可以不择手段去争取，去得到，而且无可非议，他则不行，他要得到了或者去争取了，那很可能就要遭人指责非议。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能平凡的生活。或者讲他是一个写过检举信的人，应该过敢写检举信人过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到顶是什么样子，谁都讲不出个所以然，但大伙都隐隐约约觉得，那应该和自个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上官江独特的现实，与众不同的现实。无疑，是名气剥夺了他做平凡人的权利；是名气使他的生活变得特殊化，甚至艰难。生活枷锁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是否是？
就是。
因此，上官江同样也怕着科里人，他怕他们把自个当特别人看待；怕他们剥夺走他做常人的权利。而他们确实视他为了特别人，确实剥削了他做正常人的权利，只是各自剥夺的角度、方式不一样而已。
鉴此，他没法不怕他们。
他怕科长是因为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