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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5 年1 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
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
中说：
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
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
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
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
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
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
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
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
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
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
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
员的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
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
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
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
“野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
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
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
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
安置伤病员事》这样写道：
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切需要，
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战争，
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土
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
牲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
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
经常检查，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
（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
（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
（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
（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
（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
（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
（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
（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
员受危险；
（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
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
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
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后来我
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会抽烟。
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
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
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
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
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
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
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
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
何叔衡同志年纪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
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
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
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
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
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
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
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
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
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
副主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
体弱者转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
塘村，陈毅再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
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
陈毅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
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
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
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
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
要投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
枪毙反革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
他能把我抓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
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
间，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
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
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
是元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
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 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
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
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