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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
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
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
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
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
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
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
“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
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
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
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
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
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
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
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
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 月25 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
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
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
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
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
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 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
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
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
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
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
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
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
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
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
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
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
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
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
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 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
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 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
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
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
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
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
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
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
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
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
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
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
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
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
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
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
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 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
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
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
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
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
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
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
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
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
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
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
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
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
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
辑。1926 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
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
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
“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
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 年进
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