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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挥�6个团的战斗部队，而且还要负责保护和运送上千的干部和伤病人员。以这样少的兵力和这样重的负担，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完全没有可能性。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9月12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新的方针的中心之点，就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和外蒙，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可以肯定，在过去提出这样一种方针，是注定要被人指责为“退缩逃跑”路线的，但如今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有的数千军队和几百名干部几乎成为中国革命的全部依靠和基础，任何进一步的重大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因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中共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故人们一致强调：红军今后一定“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根据毛泽东的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000里的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以红军现有技术手段所难以击破的“堡垒主义”。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不仅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下子消灭几师敌人”，而且“有可能打败仗，有可能较大减员”，甚至可能“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所以，即使“为了保存（干部），我们也要打通国际联系”，即使为了“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取得苏联的援助。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这样做并不等于什么“退缩逃跑”，张闻天解释说：既然依靠红军自己的力量“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打通国际路线就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这不等于说不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问题在于“中国革命应得到国际的指示、政治上的领导，最近一时期，与国际失去联系，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接通国际联系，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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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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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9月12日，中共最终于俄界会议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当即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苏蒙边界。几乎是再巧不过的事了，红军刚刚渡过渭河，就意外地从缴获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中得到了新的消息，并很快在同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得知在陕北一带还存在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这个消息确实让人大喜过望。于是，中共中央所率领的这支陕甘支队再度改变前定计划，转而向陕北苏区开去。可以想象，正是这一过去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的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决定，开始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进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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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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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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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称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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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那么，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已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吓，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像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到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站——吴起镇。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15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以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
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事务均交给代总司令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