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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一提的官僚。我们可以拿他在长庆朝的三个动作作为分析范本来认识这个人物：
动作之一：获悉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立刻诬告元稹网罗刺客图谋刺杀裴度，使两位宰相因长庆贡举案而恶化的关系雪上加霜。裴、元争斗趋向表面化。两人互相徼讦，双双被黜。这个阴谋似乎不太符合浅层逻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所取得的效果已经推翻我对其可操作性的质疑——李逢吉坐收渔人之利，取代两人再度拜相，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动作之二：皇帝曾命宦官到已故宣武节度使韩弘府邸去查阅宅簿。簿子上面有“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的记载。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能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心怀叵测地引牛僧儒入相。借皇帝对牛僧儒的好感，李逢吉不仅褫夺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牛、李之间的嫌隙也在他的挑拨下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动作之三：李逢吉知道其夙敌李绅深得皇帝宠幸，不易扳倒。于是，他请旨将其晋升为御史中丞；同时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他料定同掌柏台，褊直暴躁的李绅必然会与个性同样刚褊的韩愈发生冲突。果不其然，二人很快吵得不可开交。李逢吉立即以有失大臣之体为由，一石二鸟，请罢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如果说，李逢吉的前两个动作多少还有先例可循，因此也就有痕迹可寻，那么排挤李绅的手法则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手段之老到，大约自李林甫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但比起李林甫，他却少了笼罩全局的魄力。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时代的堕落。从李逢吉身上概括的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是相当长时间内官僚集团的总体特征。
在李逢吉的三次成功的权术运作中，我们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不仅是他，元稹和裴度、牛僧儒与李德裕、韩愈与李绅的鹬蚌之争又何尝是堂皇的政争？上述倾轧一定只是每日都要在南衙发生的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它们中的大多数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机缘巧合地被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沉湎于倾轧的人们终于在强烈的求胜欲望驱使下蛇蟠蚓结，以党派的形式规模化地投入到无休止的争夺中去了。《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君子与小人，原始儒家创立的一对能指符号看起来是永远没有失效的时候了。文职官僚们或出身经学积淀深厚的名门大家，或凭进士资格晋身，或两者兼备，不会不知道夫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丢弃了立身的原则。我们注意到，在诠释中唐党派分野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时众说纷纭——对藩镇的和、战政策之争在长庆以后已经渐渐趋于平息，以之作为党派分立的依据过于牵强；士庶之争的说法为统计数字所推翻，“郡望之争”却又只有统计数字的支持；悉怛谋事件反映出牛李在政治理念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但不足以解释整个党争；沈曾植“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论断在大量例外的撼动下摇摇欲坠，因为例外多到一定程度，所谓论断实际上也就论而不断了。陈寅恪先生希望能消解这些例外。可是，不仅他对沈说的修正本身或多或少有削足适履之嫌，沈说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简明。更重要的是，其主旨也被悄悄置换成“牛党尚浮华，李党重门风”。即便是这个被偷换的论点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李党门风也不过而而。譬如身为李党中坚的李绅，就贻人以“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的笑柄。其实，《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谈李党（如李德裕、陈夷行）时没提到门风；谈门风（如卢迈、崔沔）时又与李党无涉；对李党门风的例证严格地说只有两例，即：郑珣瑜、柳公绰两家——验证若大一个观点，未免单薄了些；更何况柳家是否属于李党还可以商榷。当然，陈寅恪先生于世道日衰的时候畅论士族的优雅门风和道德学养自有一番苦心孤诣之处，但那总归是言外之意。就事论事，中唐党争本就无原则可循。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人事上出现“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的情形。人才的匮乏或变质又直接导致了官僚阶层越来越不成气候。本来，长庆朝绝不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从很多方面看，正相反。以诗为例，胡应麟的《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类似的评价曾使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若多幻想。因为我们以为能从诗文中去领悟灵魂深处时代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本来，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官僚有着最大的交集。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的素质。可与诗人瀚若群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说法——吟咏中体现出的官僚个人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
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即使是韩愈，即使是元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身上集中体现了官僚士人整体人格的退化。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是如此的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过一点忏悔之意。文职官僚们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独善其身的思考也只是在姝丽的辞章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他们相信每一阵风都是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当晚来风疾时却又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桢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儒……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中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缺陷，改变了唐朝，乃至整个文明的历史走势。当然，这已超出本文关注的范畴。
现在，散落在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宅院相继冷清下来了。不管是新昌坊，还是安邑坊，往日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气象烟销云散。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转瞬换作花落的声音。深深庭院都只剩下死寂，匝地青蒿的簌簌声和青蒿丛中的虫吊都破除不了的死寂。如果说死寂是倾轧的后果，那么一扇扇紧锁宅门则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宅第空了，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或“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