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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
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
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
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
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
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
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
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
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
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
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
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
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
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
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
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
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
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
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
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
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
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
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
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
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
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
（W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
（all…or…nothing）的反应，参观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1919年5月4日之后，事实之衍进速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孙中
山之政党前后曾用4种不同名目，至是改称中国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决定改组，自此其机构仿效苏联形式。苏联及共产国际（第
三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孙执行他的联俄政策，已让中
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一时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参与北京五四示威，或间接被五
四运动感化，都奔向南方，实践着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3年多。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
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
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开始，蒋发动“清党”，
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
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
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
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
“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
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
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
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
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
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
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
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
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
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
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
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
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
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
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
一致的面包上去。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
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
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
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
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
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
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
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
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
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
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
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前言
中国的长期革命，近百年来有了重大的发展。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
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
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
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
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
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
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
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
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