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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
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
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
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
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
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
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
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
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
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
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
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
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
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
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
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
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
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
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
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
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
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
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
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
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
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
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
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
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
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
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
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
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
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
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
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
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
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
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
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
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
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
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
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
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钟表向后倒拨，超过了任何合理
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们一心只想做中国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实地恢
复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甚至今昔情况已有不同，他们生活在17世纪和18世纪，应
当对外间世界多几分认识？简单的说，从短视界看来，以上假定，其中一个或是全
部都可以经过一番搜集，构成令人置信的专题。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
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
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
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
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
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
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亚洲大陆的气候如是，所有的皇帝与中枢主政的
官员，不得不经常想起饥谨和可能引起谋反和叛乱。如何使生活更丰富优渥只能摆
在这些顾虑之后。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胁中枢，则贵族的庄园不容考虑，在此情
况下只有向个体农户直接抽税。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开庭审案在这种
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