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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女郎的乳房则成为无数海外战士的慰藉品，不管是展现逼人豪乳的色情照片，或是杂志夹页女郎照片，都可以免费邮寄海外给前线士兵打气。1942年到1945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人一共邮寄了6百万份《老爷》（Esquire〕杂志夹页女郎图片，这些照片由瓦格斯（Alberto Vargas）掌镜，使用高超的照片修整技术，使女郎看起来漂亮完美，全部以衣不蔽体、胸部高耸、双腿修长闻名。有些瓦格斯女郎身着军衣，被当成空军、步兵、海军与陆战队的吉祥物，美国军人将瓦格斯女郎照片贴在卧铺上，细心折叠携带，跟着他们抢滩诺曼底。瓦格斯女郎的衣着永远曲线毕露，有时身着无肩带或露背晚礼服，展现出纸娃娃般的性感，让男人期待战争结束后返乡，也会有这样一双美腿与丰乳等待着他们。
另一个官方认可、为前线战士提供海报女郎的是《杨基》（Yank）杂志，它是专为美国士兵而办的刊物，成立于1942年，一期只售五分钱。美国大兵可在《杨基》杂志里读到战争报导，也可撕下当期的夹页女郎，满足自己的性幻想。《杨基》海报女郎多数活泼开朗，像邻家女孩，但也有一些《杨基》女郎风骚性感，曲线毕露的上衣险些滑落肩头，隐约露出丰满的乳房。女星珍罗素、琳达·妲妮尔（Linda Darnell）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靠着卖弄此种风情星途大展。
1945年，美国军队摄影师史坦（Ralph Stein）被派到好莱坞，拍摄一系列的海报女郎照片，他发现好莱坞的化妆师习惯加大女星胸部，以达到“眩人”的效果。他说：“……女化妆师对女星毛衣下的胸部尺寸并不满意，先是塞进一对直径两时的衬垫，然后她向后退两步，仔细端详女星，又塞进两片衬垫，问我们：‘够大了吗？’我们清了清喉咙，支吾了一下，女化妆师便径自为我们做决定：‘管它的，这是为了战场上的男孩。’又为女星两边的乳房各塞了三片衬热。”
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的“恋乳房癖”其实扣合了最基本的心理欲求，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乳房是男女差异的最大象征，越是特殊的历史时刻越能凸显其意义，二次大战便是这样一个时刻。当男人远赴海外打仗，女人的乳房提醒了他们战争所摧毁的爱、亲密与慈育等价值。对二次大战那一代的军人而言，乳房除了母性与情色的象征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直到战后回复正常生活，依然影响深远。
接着，玛丽莲·梦露、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珍曼·丝菲、爱妮塔·艾柏格（译注：这几位均是乳房丰满的艳星）等明星，又在电影里延续了大胸脯海报女郎的传统，乳房成为全国热潮，因为它是最明显的女性象征，男人必须确信战争梦魔终会结束，他们所企求的乳房终会梦想成真。强调乳房的热潮也给了女性一个信息：女人的角色是提供乳房，而非面包，懂得安于现状的大胸脯女人就会拥有理想生活——4个孩子、两辆车子、铺着地毯的房子。足足过了一个世代后，女人才懂得抗议这种“女性成就”。
裸不裸有关系：钞票上的乳房
20世纪多数时候里，女性乳房都从各个层面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时期，它是鼓舞军心的女性图像；战后，它成为性感与母性的象征，以符合鼓励生育的政策。当然，女性的图像不必然代表真实女人，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图像的影响力，而应细究一个时代的形象与真实人物的交互影响。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女人被描绘成哺乳者，她们也真的大多亲自哺乳，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海报女郎，让美国女人竞相仿效“鱼雷般”的豪乳。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乳房的图像的确影响了全民的意识形态。
女人的身体既是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两百年来，也就经常出现在纸钞上。打从纸钞流通世界以来，它一直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工具。早在1694年，英国国家银行便选择不列塔妮作为钞票图案，她的脸庞十分女性化，却全身盔甲齐全，好像一个去性别的戴安娜女神，象征着英国王室的力量与权威。当然，你看不见不列塔妮的乳房。
诚如前面所述，法国人向来不顾忌袒露玛丽安的乳房，这和法国情色文化深植有关。但有时情色象征也会产生恶果，1978年，法国所发行的一百法朗纸钞以德拉克洛瓦所绘的裸胸自由女神做图案，吓坏了不少人，有的国家因而拒收这种图像的纸钞！
当法国还是殖民帝国时，法属印度支那、西非与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发行的纸钞，均曾出现有色女人的裸胸图案。对法国当局来说，不少殖民地女人的确是袒胸露乳，将这种形象印在钞票上，是现在的旅游宣传。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法国人处理裸胸白人女性图像时，大多采取寓意手法，却将殖民地女性的乳房赤裸裸呈现在纸钞上，不免有种族主义剥削之嫌。其他殖民大国也有同样毛病，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在1947年发行的纸钞，便绘有一名衣冠整齐的白人女性，正在照顾袒胸露乳的黑人小女孩。赤裸着上身的黑人女孩用以象征殖民地的原始落后，有待西方文明殖民势力的保护。
此外，1955年到1974年间发行的50元瑞士法郎纸钞，以苹果丰收作为图案，画面中是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丰收天堂的意象指出瑞士虽是个小国却拥有巨富，同时也暗示瑞士女性泌乳的乳房就像可食的苹果，都是国家财富。
复杂的政治议题，各方角力的场域
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较少涉入乳房的私领域，它不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规定贫户母亲必须喂食母乳，才能申请社会救济金。也不像20世纪初的德国或今日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奖助喂食母乳者。最奇特的政府干预是在纳粹德国时，德国母亲必须按照固定时间喂奶，并接受泌乳量检查。
同一时间，法国政府曾推动“捐赠母乳”计划，让需要母乳“治疗”的婴儿都能吃到母乳。法国政府与巴黎波特洛克产科诊所合作，设立了“捐乳”中心，每次可安置4到5名母亲与新生儿，供她们吃住，给付她们酬劳，诊所员工则一天4次用类似挤牛奶的器具，抽取产妇额外的泌乳冷藏起来，分每天清晨与下午两次贩售。这类捐乳中心虽然有政府支持，但并不普遍，二次大战爆发便全面消失了。
直到今日，我们仍可看到政府强力干预哺乳行为，比如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省，“澳洲哺乳母亲协会”（Nursing Mother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势力庞大，产妇如想放弃喂食母乳，必须先签订同意书，这是美国人完全无法想像的政府干预。不过，喂食母乳在美国也是复杂的政治议题，是政府政策、商业利益、宗教信仰、医学与性政治各方角力的场域。
试想过去一世纪里，美国女人哺乳的形式产生了多少变化。20世纪初到30年代，美国母亲普遍亲自哺乳，谁又能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喂食母乳风气会大为衰退，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女人亲自哺乳，而且多数只喂几个星期。巨大改变源自婴儿奶粉的诞生，在乳品公司与医学界的推波助澜下，婴儿奶粉市场一年以百万美元计，光是商业利益便足以促使喂食奶粉的人口激增。
至于医学界方面，不管是在战前或战后，强调技术至上、男性导向的医疗体系，都把女人看成被动的治疗对象，否定女性“积极”参与生产过程的欲望，也不认为女人有必要亲自哺乳，因为婴儿奶粉是很好（甚至更好）的母乳替代品。1975年，一份哺乳研究显示，美国妇产科的生产照护设计，根本不让母亲有选择喂食母乳的机会，而20世纪末的美国文化也极端排斥哺育母乳。研究者特别提出1975年7月27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为证，该报道指出3名母亲在迈阿密公园裸胸哺乳，被警方依猥亵暴露罪名逮捕。
根据报载，美国女人曾因为公开哺乳、暴露不雅，被逐出俄亥俄州托利多市博物馆、纽约奥巴尼购物中心、加州的百货公司……一直到1993年和1994年，佛罗里达州与纽约州政府才允许女人公开哺乳。纽约州是在1994年5月16日通过公开哺乳权利法，该法说：“女人拥有公开哺乳的权利，即便与其他法律抵触，一个母亲依然有权在任何地方喂哺婴儿，不论它是私人场所或公开场合，也不论她喂乳时是否遮掩着乳头。”这个法条令人狐疑哺乳怎么可能不露出乳头！至于加州方面，尽管论战激烈，公开哺乳在1996年前依然是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