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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