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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在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都还存在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存在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离开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离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离开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都还很远很远。因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背叛。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阶级斗争。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究竟还有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而且当时也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斯大林在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就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一致性而忽视它的矛盾，不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问题仅仅看成是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相联系的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仅仅翻看近年来苏联报刊的报道，人们就看到许多事例，说明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让我们先看一看，在苏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例如：
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品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他们私自进行非军用品生产，三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一百二十万旧卢布。在这些人中，还有“一生都在盗窃”的“二十年代”的“投机商人”。
乌兹别克一个丝织厂的厂长，同总工程师、总会计、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等人结成一伙，成了“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套购了十几□人造丝和纯丝原料，“生产不入帐的产品”。他们私自招收工人，“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制”。
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
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俄罗斯联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长，伙同另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副厂长和其他人员，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台织布机盗卖给中亚细亚、哈萨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厂，供这些工厂的领导人进行地下生产。
吉尔吉斯一个四、五十人的贪污盗窃集团，在他们把持的两个工厂中进行地下生产，盗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万卢布。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共和国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的七个局长和处长，还有“从流放中逃回的大富农”。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同工人的关系，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像这样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占有和支配着部分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劳动，难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他们在国家机关中任职的同伙，与他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坐地分赃，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剥削活动，难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再看一看集体农庄中形形色色的富农分子的活动。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例如：
乌兹别克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使全村都处于恐怖之中”。农庄的一切重要职务，“全被他的许多姐夫、妹夫、小舅子、亲家以及其他亲友所窃据”。他“挥霍了农庄十三万二千卢布，以满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辆轿车，两辆摩托，三个妻子，“她们各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库尔斯克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把农庄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他勾结会计、出纳、仓库主任、农艺师、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盘剥农庄庄员”，在几年内贪污盗窃了十几万卢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伙同会计伪造证件和帐目，盗窃了农庄五万多卢布。这个会计还被宣传为“模范会计”，在莫斯科举办的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上展出了她的事迹。
阿拉木图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专门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他“从乌克兰或乌兹别克买来酿酒果汁，从江布尔买来糖和酒精”，进行加工，然后到处高价出售。这个农庄拥有一座年产一百万公斤的酿酒厂，它的商业投机网布满哈萨克共和国，商业投机成了农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白俄罗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他根本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