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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