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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少奇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时，他也对曾希圣所主张的“责任田”和“三改”问题保留了意见。
刘少奇说：
三改大家意见好像损失大，收获少，这个结论可以这样，恐怕也不能说一点成绩也没有，某些地方还是有点成绩的。三改损失是大，将来怎么搞，是不是还要搞，搞多大，要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按照各个地方的情况作出判断。
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
尽管刘少奇也对“三改”、“责任田”持保留态度，还没有明朗化，但至少有一个存疑，有一个调查研究后的问题，有一个“是不是还要搞”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承认了“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但是，“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发展并不是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它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的、自发的生命力的生产方式，适应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且已经享受到实行“包产到户”所带来的利益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能给他们带来切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因此，安徽省委在纠正“责任制”、“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阻力。
同时，中央领导人也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从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农业增产出发，实行“责任制”、“包产到户”倒不失为一种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粮食生产、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以及带动其他方面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有效措施。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外出，同时派出了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以找到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出路。毛泽东给田家英指定了四个调查点：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县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曾在此蹲点调查）。
毛泽东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少奇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当时正忙于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盘子，忙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没有顾得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刘少奇对田家英说：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调查组去时要准备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调查组人员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兵分3路，去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坨）、炭子冲大队，没有去天华大队。
1962年3月22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接见了调查组人员。
毛泽东先是一个一个问名字，接着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中，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一要同当地干部结合；二不要乱指挥；三是头脑里不要带东西，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四是要作历史的调查；五是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六要参加轻微的劳动。
有了去年在浙江调查的成功成果，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在浙江调查一样，会给他所关注的农业生产问题，带来很大的帮助。
调查情况出乎田家英的预料，也出乎调查组人员的预料，更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1962年3月底，调查组全部抵达农村。当时参加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说：
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刘少奇1961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地区更要谨慎从事，否则势必影响全省、全国。
田家英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私下里多次对逄先知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带着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
陈云同刘少奇的反应是一致的。陈云读了田家英的汇报后，非常称赞，说：“观点鲜明”。
但是，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的反应迥然相异。
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反应很冷漠，没有看，只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后，立即去刘少奇那里汇报。
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
逄先知回忆说：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准备起草一个文件：《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主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话不多，却很干脆：“赞成。”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对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致函邓子恢等人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3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劳动模范）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3年又3年不变”。
6月16日，李富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他与农民谈话时，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29日，他又给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写信说：农业问题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工作，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
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最为支持，也最力主、力陈己见的，是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