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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蒙古独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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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问题＇关于郭沫若谈外蒙古独立
资料的准确性——关于郭沫若谈外蒙古独立
不知从何时起，网上传贴一篇让人们群起而攻之的据说是郭沫若写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篇东西我只在网上见到过。“文革”前出版的《沫若文集》和“文革”后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文学编）我以前都基本看过，不记得有这样的文章。网上各处的转帖，有的没有注明出处，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有的注明该文发表在1950年人民日报，最详细的是注明该文摘自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郭沫若所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这让我起疑：1950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且1950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中共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中共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0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这不准确。事实是，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到1950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