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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已经去了，已经悔了愧了，嬴政也就不叨叨你了……你好生安息，我从九原回来，还会来看你的……
茫茫飞雪弥漫苍穹，嬴政皇帝的潸然泪水喃喃话语，都被一天飞絮淹没了。
二、不畏生死艰途的亘古大巡狩
隆冬之时，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
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经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则自秦王十三年开始，嬴政的出行与巡狩总共八次，一统之前的秦王出行视政三次，一统之后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时年嬴政二十六岁，第一次东出视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时，桓碕大胜赵军于河东郡，歼赵军十万，杀赵将扈辄。嬴政赶赴大河之南，主要是会商部署对三晋进一步施压。就秦之战略而言，秦王这次出行，实际是灭六国大战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时年嬴政三十二岁。其时，王翦大军灭赵。嬴政第二次东出赶赴邯郸，后从太原、上郡归秦。这次出行两件大事：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并重游童年故地，二则会商灭燕大计。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时年嬴政三十六岁。其时，王翦大军灭楚。嬴政第三次东出，经过陈城，赶赴郢都，并巡视江南楚地，会商议决进军闽越岭南大事。
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说，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礼记·王制》、《国语·鲁语》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三则游历形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以舒适平稳，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一则以轻松游览。真正地跋涉艰险，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时年嬴政四十岁。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邦——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时年嬴政四十一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河外——峄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其一，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其四，作琅邪台并刻石，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①，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