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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准要服天下之口，诸位且说其理何在？”这六位博士是李克、伏胜、东园公
、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后四人后来成为西汉初的“商山四皓”。六人皆
不善言谈论战而学问扎实，在博士中别具一格，治学正当其任。六博士人各阐发
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
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列位看官须知，华夏文字历经数千年，至春秋战国经五百余年多头散发，其
流变传承已经鲜为人知了。就其本原说，华夏文字产生的根基有两个：一为象形
，一为表意：象形与表意的先后，便是后世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描述
的大过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
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
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
，知分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
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宋代学者孙星衍，则对这一大过程概括为：“仓颉之
始作，先有文（象形），而后有字（表意）。”
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色彩，这一历史大过程的真实面目是：
最初，人们基于种种需求，开始有了最简单的直线刻划符号。后来，开始画
出某物之形，而使对方能够辨识。这是最初始的象形，实际便是简单图画。远古
人们画的物事日渐增多，画法便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规则的渐渐普
及，对物事的画法也越来越简练，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象形字便出现了，只不过
依然带有画的底色。后来，人们在直面交流之外，间接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许
多事情也需要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使象形之画进一步具有表意功能的需求。许
慎说这种需求的产生，基于克服“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的作假行为，应该也是
一种独到评判。于是，到了黄帝时代，象形与表意两种功能都经历了漫长的锤炼
，黄帝便下令将这些象形表意之字（画）整理出来，公布出来，以作天下人群写
划的共同标准。承担这一使命的，据说是史官仓颉。于是，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究其实，没有必要怀疑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毕竟，无论文字是如何长期自然
形成，每个阶段的质变提升，都必然有统事者的创造劳作。如同目下秦国的文字
改制，以及后世任何一次文明改制一样，没有才具出色者的具体劳作，阶段飞升
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划材料的不同，而在各个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原因很简单，在不同材料上书写刻划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
，书写刻划出来的字形也不尽相同。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
、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划于陶器上之文字也。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
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划在陶器上。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
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
贡赋的说法。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
，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甲
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
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
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
识者千余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
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
刻划材料的稀缺，刻划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
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
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一，金文
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诸多贵族每逢
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后世
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其二，因青铜器不
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
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
的书法风格。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
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皮张、丝帛
、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等，都可能成为刻划文字的物事。只不过王室贵族
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
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
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
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
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
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
而后世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
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
地照搬了史籀文。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
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
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②”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
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
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
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天子威权松
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料不断丰
富，由于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由于战争的逐渐增多，由于人们对文
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总归是，在中央王室已经
无力统筹的情形下，各国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发展起来了。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两
方面：一则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许多符合实际需求且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
字，使文字表意功能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
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原本已经有了差异。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书写不同国家
的不同文字，其间生发的种种流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国的控制。春秋早期，各
大诸侯国的文字尚大体遵循着周王室颁行的史籀文规则。然经过五百余年的激荡
生发，七大战国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至与“言语异声”一样，“文字
异形”也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分治表征。
基于上述流变，到了始皇帝推行文字改制之时，与秦国奉行的正统文字相比
，山东六国文字的最大特异之处在于两处：一是中原文明长期兴盛，名士学人灿
若群星，以至文字量之增加程度远远大于秦国文字；二是书写形式大为简约，体
现出极大的书法艺术性与族群地域的个性特质，许多字的写法，几乎已经脱离了
象形文字的基本形制。就文字表意的丰富性、文字形制的简约优美性而言，秦国
的文字显然是凝滞了一些。
“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
嬴政备细看完了《华夏文字流变考》，又听完了胡毋敬与六博士的禀报，第
一句话便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