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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庙东村也和全国形势一样大好，1956年春季刚刚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即就又转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又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战略口号，整个孟至乡很多农业合作社一瞬间就都合并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有人还嫌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特点体现得不够充分，没过多久，竟然把偌大一个华阴县改组成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原来的区、乡、村这些基层行政机构都不要了，把它们统统都改变成了人民公社的下属组织—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庙东村和庙西村，还有葫芦头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华阴人民公社孟至塬管理区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牛保民原先所参加的那个互助组的组长—退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杜木林现在成了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这时候皇恩浩荡，原来不让入社的那些地主、富农们也都被大赦后吸收到人民公社里来了。在空前体现着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这一特定组织形式下，人们一个个更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的口号，喊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国民经济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到了1958年左右，人们又热火朝天地高高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在这三面红旗中，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一时精神达到了一种亢奋状态，似乎已经不顾一切，也忘记一切了，只觉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只需要一抬脚，一迈腿，理想就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还认为现在一切都已经公有化了，至于东西，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都没有必要再过多地去计较了，反正一切都是公家的，就连自个的人也都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全社会马上就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你看不是吗？几千年都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现在全都变成人民公社的了，各家各户所居住的房子，人民公社马上就要统一调配使用了，谁家住哪儿，全都由人民公社安排决定。如果说你家所住的房，人民公社需要做其它某方面的使用，那么你马上就得二话不说，搬出来给腾下。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实例，有几家祖上是宦门，住所院子大，四开间门面，房子质量在庙东村也是首屈一指的。这几家人就无可推辞地被安排到了别的地方，和另外的农户挤到一块儿去住，而把他们家那高大、宽敞、明亮的宅子腾出来给生产大队做仓库或者食堂用。牛保国家土改时分给看城门的老李头儿所住的那间半前房，老李头儿前不久去世了，那房就一直空着，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把它重新整理了一番，当做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办公室使用。
放眼社会，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一年庙东村生产大队农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没见过的大丰收—据说这是农业大跃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秋季收获的那粮食多得就没法儿说，简直放都找不下地方放了，放在谁家谁都嫌是累赘。玉米棒子搁得到处都是，让人见了都有点儿讨厌。放粮食的地方别说是加锁了，就是门大开着，放在那里，人从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连看也大都都懒得看上它一眼。这时候的小偷儿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从来就没听说过谁家把什么东西给丢了。生产大队把原有放粮食的仓库放满了，放不下了，就想方设法地把粮食往社员们的家里塞，放在了社员家里原本是为了放杂物而用从山里所砍来的藤条编织的笆上，把有人家里的笆都给压坏了。这时候谁还能意识到过日子要俭省节约？物质已经达到了极大的丰富，要什么能没有什么呢？吃饭全都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里边，不要钱也不收饭票，尽饱地吃，看你肚子能有多大、能吃多少？所以粮食，谁稀罕？放到谁家谁都不愿意要。社员们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应的一切行动也都军事化了，你在某个地方正好好地干着活儿呢，说不定突然从上边下来了一个条子，就把你又调到别的什么地方给另外去干什么了。像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谁还要那粮食干什么用？要那粮食又有什么办法能带得上呢？家的观念这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日益都淡薄了。这阵子人们心里愈加念念不忘且倍加看重的是“政治挂帅”，至于其它别的什么，那就无暇顾及了。因为人们谁都知道目前“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条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务虚，十分重视抓政治宣传工作。
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杜木林把形势当然也跟得是很紧很紧，他一看别的生产大队各项政治宣传工作都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惟恐自己生产大队在这方面落下来了，因而就想把自己生产大队的这一工作也尽快搞上去，把政治氛围搞得浓浓的，然而让他发愁的是自己大队一时却怎么也找不下一个能写会画的合适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他想来想去，苦苦地想了好几天，怎奈这庙东村里从上到下，老老少少，凡是成分好的，甚至出身马马虎虎能说得过去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别说是让他们写写画画，就是把他们各自的名字写出来让他们认，恐怕他们也都认它不得。你要是说让他们挑担子、扛麻袋—干那些重体力活儿，那么他们一个可能能顶得住两个人用，可是你要是让他们写写画画，搞政治宣传工作，那么他们是一支笔简直就重如一座山，即使打死他，恐怕他也是拿不起来的。即便其中有上那么一半个识字的凤毛麟角，写出来的那字也都还是东扭西歪的，腰在一边，胯在一边，根本就不搭调，叫人难以入目。干这事可不是只要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就能行的。杜木林实在黔驴技穷了，眼看着别的生产大队政治宣传工作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自己生产大队在这方面还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抓不住个头绪，心里一着急就顾不了许多了。他别无他途，只好“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贫不择妻”了，硬着头皮，冒险起用了地主成分的牛保国，让他在村里巷道两旁的房檐下墙上给生产大队画宣传画儿，出黑板报。
牛保国根本就意想不到生产大队竟然能把这样露脸的事情交给自己去做，对此当时真还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满口答应着连忙就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赶早起来用麻头扎了一支跟笤帚一样大小的大笔，找来了一个小洋铁桶，在桶里边盛了两三碗白灰，掺上水，和成稀浆。你看他，肩膀上扛着一个高梯子，一手拎着自制的大毛笔，一手提着盛有白灰浆的小洋铁桶，首先来到村子的西城门口，在城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搭好梯子，爬了上去，挥笔就写上了几幅特大、特醒目的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敢想、敢说、敢干！”“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因为字太大了，所以他每写一个字都得要挪动一次梯子。他提着石灰浆桶，拎着自制的大笔，艰难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直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在他写字的过程中，石灰浆溅了他一身，溅得他浑身上下全抖是些白点点儿，纯一色的藏蓝衣裤几乎都变成白花花的了。他的脸上也由于他不住地揩汗而抹得白一道红一道的，但是他干得很卖力、很认真，一丝不苟，而且很舒心。他认为干这活脏虽然是脏了一些，累也是累了一些，但它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干得了的，这活儿知识沉淀深厚，技术含量高，比跟上社员在田地里干那些庄稼活儿更能体现自己的人身价值，适合自己。俗话说：“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可这写字、画画儿就不行了，这就不是人家咋做咱咋做就能做好的事儿。同是一个字，一万个人写出来就是一万个样儿，谁跟谁写的都不相同；不然，为什么就连国际上一些重大活动，也都是让当事人亲手签字呢？别看有的人漫不经心地写了一个字，然而人家所写的那字怎么看就都怎么好看；而有人用心用意、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个字，写出来那字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字。这活儿确实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可不是不论哪一个人都能干得来的。你千万别小看了这看起来似乎是挺简单的写毛笔字，一个人要是没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