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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争执过后——至于争执的原因，家人从未提及——这孩子便搬到乌普萨拉就学。范耶尔先前已经提过他的纳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种子，最后更将他带往芬兰战区。但他却没说另外两个兄弟的一生也颇为类似。
一九三○年，哈洛德与葛雷格也跟随理查德来到乌普萨拉。他二人十分亲近，不过范耶尔无法确定他们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这几个兄弟很明显都加入了英达尔的法西斯运动“新瑞典”。哈洛德忠诚地追随英达尔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国家联盟，接着是瑞典在野团体，最后则是战后的“新瑞典运动”。直到英达尔于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终是成员之一，有几段时期他甚至是蛰伏的瑞典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乌普萨拉研读医学，而且几乎是马上就进入沉迷于种族卫生与种族生物学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身为医师的他更是积极推动让族群中不受欢迎的分子绝育的运动。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二九五○：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①扩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
① 北欧地区的原住民。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一个拼命想隐瞒的秘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早，罗巴哈来敲我的房门。我的房间与他妻子的卧室相邻，他以手势示意我静静地穿好衣服跟他走。我们下楼后，坐在吸烟室里。罗巴哈整夜没睡，一直在听收音机，我这才察觉事态严重。‘红胡子行动’已经展开，德国在仲夏节前夕侵略了苏联。”范耶尔无力地摆摆手。“罗巴哈取出两只杯子，替我们俩各倒一大杯烈酒。他显然受到震撼。当我问他这代表什么时，他有先见之明地回答说，这代表德国和纳粹完了。我只是半信半疑——毕竟希特勒看似无人能敌——但罗巴哈和我为德国的衰败干了一杯。然后他便将注意力转向现实面。”
布隆维斯特点点头，表示他还在听着。
“首先，他无法联络我父亲征求指示，但他主动决定缩短我访德的行程，送我回家。其次，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范耶尔指着一幅泛黄的画像，画中有个露出四分之三侧面的深发色女子。
“罗巴哈结婚四十年，但在一九一九年遇见一名年纪小他一半、充满野性美的女子之后，便陷入疯狂热恋。她是个贫穷、单纯的缝纫女工。罗巴哈追求她，而且也和其他许多有钱男人一样，可以将她安置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公寓。她成了他的情妇。一九二一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为爱蒂。”
“富有的老男人，贫穷的年轻女子，和一个爱的结晶——这在四十年代应该不至于引发丑闻。”布隆维斯特说。
“对极了。只可惜有一点：那个女人是犹太人，因此罗巴哈在纳粹德国有一个犹太女儿。他成了他们所谓的‘种族叛徒’。”
“啊……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同。后来怎么样了？”
“爱蒂的母亲在一九三九年被发现，后来失踪了，我们只能猜测她的下场。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女儿尚未列入流放名单，而专门负责追踪逃亡的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也正在寻找她。一九四一年夏天，我抵达汉堡那个星期，他们不知怎么从爱蒂的母亲追查到罗巴哈，因而传唤他去面谈。他承认他们的关系，也承认有个女儿，但声称自己已经十年未与女儿联系，不知道她人在何处。”
“那么他女儿在哪儿呢？”
“我在罗巴哈的家中天天与她碰面。一个甜美又安静的二十岁女孩，她替我打扫房间，也帮忙准备餐点。到一九三七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持续数年，爱蒂的母亲哀求罗巴哈伸出援手。他也确实帮忙了——罗巴哈对这个私生女的爱并不亚于婚生子女。他把她藏在他所能想到的最不可能的地方——就在众人眼皮底下。他替她伪造文件，请她来帮忙家务。”
“他妻子知道她是谁吗？”
“不，她似乎毫不知情。就这样平安地度过四年后，罗巴哈觉得危险已逐渐逼近。盖世太保迟早会找上门来。于是他将女儿找来，并向我介绍她的真实身份。她很害羞，甚至不敢直视我。她肯定大半夜都没睡，等着被召唤。罗巴哈请求我救她一命。”
“怎么救？”
“他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