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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她从未和我讨论过任何私人的事。”
“你觉得她有精神上的疾病吗？像躁郁或妄想？”
“没有，完全没有。我要是这么想，早就提出警告了。她很奇怪，这点毫无疑问，她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压力，但她冷静客观，似乎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你为什么这么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没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试着想判定她的状况。”
第十章
五月七日星期六至五月十二日星期四
布隆维斯特将电脑袋放到桌上，袋子里装了哥德堡特约记者欧森找到的数据。他看着约特路上人来人往，这是他非常喜爱这间办公室的原因之一。约特路不论早晚，总是充满生气，他坐在窗边时从不感到被隔离或孤单。
他觉得压力好大。这几天一直在写准备放进夏季号的文章，写到最后却发现资料实在太多，即使一整期都用来讨论这个主题也嫌不够。到头来又落得和温纳斯壮事件同样结果，他再次决定将所有文章集结成书。目前已经有一百五十页的内容，全部完稿应该有三百二十或三百三十六页。
简单的部分已经写完，是关于达格与米亚的命案以及他为何刚好出现在现场，同时提及莎兰德何以成为嫌犯。他首先以一章的篇幅披露平面媒体对莎兰德的描述，其次借埃克斯壮检察官的声明间接揭露警方的整个调查过程。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对包柏蓝斯基与其团队的批评略为手下留情，因为仔细看了埃克斯壮的记者会录像带，可以明显看出包柏蓝斯基不自在到了极点，也显然对埃克斯壮骤下断语十分气恼。
以戏剧性事件开场后，他开始倒述札拉千科来到瑞典、莎兰德的童年，以及导致她被关进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的一连串事件。他还特别揪出泰勒波利安和如今已死的毕约克，要让他们彻底名誉扫地。他详述了一九九一年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并解释某些不知名的公仆如何负责保护叛逃的俄国人，莎兰德又如何对他们造成威胁，文中便引述了泰勒波利安与毕约克的通信内容。
接着他开始描述札拉千科的新身份与犯罪活动，描述他的助手尼德曼、米莉安遭绑架事件与罗贝多的介入。最后则简略叙述莎兰德在哥塞柏加遭射杀、活埋的结局，还指出警员之死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灾难，因为当时尼德曼已经被制伏。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变得比较窒碍难行，问题在于其中还有不少漏洞。毕约克并非单独行动，在这一连串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个拥有资源与政治影响力的更大团队，否则实在说不过去。但他最后作出一个结论：莎兰德遭受的非法待遇不会是政府或秘密警察高层所批准的。之所以下此结论并非对政府的绝对信任，而是对人性的信念。这类行动若有政治动机，绝不可能守得住秘密，一定会有人讨人情让某人开口，那么媒体早在几年前就会发现莎兰德的事。
他认为“札拉千科俱乐部”很小也很隐秘。他无法指认出任何人，就算能也大概只有莫天森，一个被秘密指派负责跟踪《千禧年》发行人的警员。
布隆维斯特的计划是先将书印好，然后在开庭第一天上市。他和克里斯特原本想要印行平装版，以收缩膜包装，连同夏季特刊一起送出。柯特兹和玛琳各接获不同任务，要写一些有关秘密警察历史、资讯局事件之类的文章。
现在局势很明白，莎兰德非接受审判不可。
埃克斯壮在蓝汀一案中以重伤害罪起诉她，又在波汀一案中以重伤害或杀人未遂罪起诉她。
日期尚未确定，但同事们得知埃克斯壮准备七月开庭，如果莎兰德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布隆维斯特了解他的用意，在假期尖峰时期开庭所引起的关注会比其他时间少。
他凝视窗外之际不由得双眉深锁。
事情还没完。阴谋还在持续着。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电话遭窃听、安妮卡被袭击、莎兰德报告双双被窃等事故。也许札拉千科的死也是阴谋的一部分。
但他没有证据。
他和玛琳与克里斯特共同决定由千禧年出版社出版达格关于性交易的文章，而且也要配合开庭时间。能全部一次呈现会比较好，何况也没有理由延迟出版，这是让此书受到最多关注的最佳时机。布隆维斯特写莎兰德这本书，玛琳是最主要的助手，因此罗塔与克里斯特——尽管心不甘情不愿——成了《千禧年》的临时编辑秘书，而莫妮卡则是唯一有空采访的记者。工作量的增加导致玛琳必须与几名自由撰稿人签约，以准备未来几期的文章。代价昂贵，但别无选择。
布隆维斯特在黄色便利贴上记了一笔，提醒自己记得去和达格家人讨论书的版权问题。他的双亲住在厄勒布鲁，也是他仅有的继承人。其实以达格的名义出书并不需要获得许可，但他还是想去见见他们，征求他们的同意。因为事情太多，造访的时间一拖再拖，现在也该去处理了。
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细节。有些是关于文章中的莎兰德该如何呈现，要作出最后决定，就得亲自和她谈一谈，请她允许他说出实情，或至少部分实情。但他无法找她谈，因为她已被捕，禁止会客。
在这方面，他妹妹也帮不上忙。她一板一眼地照规矩来，并无意充当布隆维斯特的中间人。而且除了提到他们对她有所隐瞒，她需要帮助之外，安妮卡也从未将她与当事人之间说过的话告诉他。这很令人沮丧，但又非常正确。因此布隆维斯特完全不知道莎兰德是否披露了前任监护人强暴过她、她在监护人腹部刺了一段骇人词句作为报复等等事件。只要安妮卡没有提及此事，他也不能提。
然而莎兰德被隔离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是电脑高手，也是黑客，布隆维斯特知情，安妮卡却不然。布隆维斯特曾答应莎兰德绝不泄漏此秘密，也一直遵守承诺。但现在他非常需要她这方面的专长。
无论如何他都得想办法与她联系。
他叹了口气，再次打开欧森的活页夹。里面有一张护照申请表复印件，申请人名叫伊德里斯·吉第，出生于一九五〇年，是个留着山羊胡、橄榄肤色、黑发但两鬓灰白的男人。
此人是库尔德族人，来自伊拉克的难民。欧森挖出关于吉第的资料远多于其他医院工作人员。吉第似乎曾一度引发媒体瞩目，出现在几篇文章中。
他出生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机械系毕业，七十年代参与过“经济大跃进”，一九八四年进入摩苏尔的建筑技术学院任教。据了解，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他是库尔德族人，所以在萨达姆·侯赛因当政的伊拉克是潜在的罪犯。一九八七年，吉第的父亲被怀疑是库尔德族的激进分子而遭到逮捕，没有其他详情，只知道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被处决。两个月后，伊拉克秘密警察抓到吉第，送往摩苏尔郊外一座监狱，接着进行十一个月的严刑逼供。吉第始终不知道他们要他供出什么，所以拷问持续不断。
一九八九年三月，吉第的叔叔付了相当于五万克朗的金额给当地复兴党领袖，以弥补吉第对伊拉克全国造成的伤害。两天后，他被释放并交由叔叔监管。当时他体重只有三十九公斤，无法走路，因为在释放他之前，狱方用长柄大槌重击他的左臀，以警告他将来不得再犯错。
他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星期，后来开始慢慢康复，叔叔便带他到一座远离摩苏尔的农场，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终于恢复元气也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只不过永远无法完全复原。问题是：将来要做什么呢？八月，他的两个兄弟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们。当叔叔听说萨达姆·侯赛因的警察又再次搜索吉第，便以三万克朗的代价安排让他越过边界进入土耳其，再以伪造护照进入欧洲。
吉第很快便发现拥有高学历与建筑技师的经验毫无用处。他当过报童、洗碗工、门房、出租车司机。他喜欢开出租车，只不过有两个缺点。一是他对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不熟，一是他只要静坐超过一小时，屁股就会痛得受不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他搬到哥德堡，因为有个远亲看他可怜，便给他介绍了一份办公室清洁公司的固定工作。他只是兼职，在与该公司签约的索格恩斯卡医院担任清洁组组长，工作一成不变。据欧森打听的结果，他每星期要拖六天地板，也包括——C区的走廊。
布隆维斯特端详着护照申请表上吉第的照片。然后登入媒体数据库，挑出欧森引以为据的几篇文章，仔细阅读。他点了根烟。爱莉卡离开后，《千禧年》的禁烟令也很快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