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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他却是一熄灯便入睡了。
约纳森看见外头海面上有闪电。他知道直升机即将抵达。忽然间一阵倾盆大雨打在窗上，暴风雨已悄悄侵袭哥德堡。
他听见直升机的声音，看着它在间歇性强风中斜着飞向停机坪准备降落。有一度他紧张地屏气凝神，因为驾驶员似乎快失去控制。接着直升机从他的视野消失，只听见降落前引擎速度减慢的声音。他很快喝了口茶，然后放下杯子。
约纳森赶到紧急入院区与他们会合。另一名值班医师卡塔琳娜·霍姆负责照顾先被推进来的患者——一名头缠绷带的年老男子，显然脸上受了重创。另一名受枪伤的女子留给约纳森照顾。他迅速地作了目视检验：伤者看来像是少女，全身脏兮兮、血淋淋，受伤十分严重。他掀起救援人员裹在她身上的毛毯，发现臀部和肩膀的伤口用绝缘胶带绑着，心想此举相当聪明，胶带能阻隔细菌侵入还能止血。一颗子弹由她的臀部外侧射入，直接穿透肌肉组织。接着他轻轻抬起女孩的肩膀，确认子弹穿入背部的伤口位置。没有射出的伤口，代表子弹还在她肩膀里面。只希望没有射穿肺部，而由于女子口中没有血，因此他认定八成没有伤到肺。
“照X光。”他对一旁的护士说。只说这句就够了。
随后他剪开急救人员缠在她头部的绷带，一看见另一个射入伤口，他不由得惊呆了。女子头部中弹，而且也没有射出的伤口。
约纳森医师呆愣片刻，低头望着女孩，内心感到沮丧。他常常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守门员。每天都有人来到他的工作地点，虽然各有各的状况，目的却都相同：为了求助。也许是在诺斯坦购物中心突然心脏病发的老妇人，也许是左肺被螺丝起子刺穿的十四岁男孩，也许是吸毒后连续跳舞十八个钟头，最后倒地跌得鼻青脸肿的少女。他们有些是在工作场所意外受伤，有些是惨遭家庭暴力；有些是在瓦萨广场被狗攻击的小孩，也有些是手工灵巧的男人，本来只想拿电锯锯几块木板，却莫名其妙地割到手腕骨。
因此约纳森医师便是守在病人与殡葬业者之间的守门员。他的任务是决定该怎么做。假如决定错误，患者可能会死，也可能清醒后一辈子残废。不过他作的决定多半都是正确的，因为绝大多数伤员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肺部被刺伤或车祸撞伤都是特殊、清晰可辨、可以处理的问题。伤者能否存活得视伤势与约纳森医师的技术而定。
但他最痛恨两种伤。一是严重烧伤，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伤者几乎都逃不了终生痛苦的结果。另一种则是脑部创伤。
躺在轮床上的这个女孩，无论臀部有一块铅或肩膀有一块铅都能活命，但铅块卡在脑部却是完全不同级别的创伤。他正想得入神，忽然听到护士好像说了什么。
“抱歉，我刚刚没注意听。”
“是她。”
“什么意思？”
“是莉丝·莎兰德，因为斯德哥尔摩的三尸命案，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被警方追捕的女孩。”
约纳森又看了看伤员失去意识的脸，顿时发现护士说得没错。这几星期以来，全瑞典的人——包括他在内——都在每个报摊外的新闻广告牌上看过她的护照相片。如今凶手本身遭到枪杀，也算是一种应得的惩罚吧。
但这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的职责是救活病患者，不管她是三尸命案凶手，或诺贝尔奖得主，又或两者皆是。
紧接着，有效率的混乱爆发了，这在全世界每间急诊室皆然。与约纳森医师一同值班的人员开始着手进行指定的任务。莎兰德的衣服被剪开，一名护士为她测量血压，一〇〇/七〇，医师则将听诊器放在她的胸口，她的心跳规律得出乎意料，但呼吸却不太正常。
约纳森毫不犹豫便将莎兰德的情况列为危急。她肩膀与臀部的伤口只要以止血绷带，或甚至用不知道是谁突发灵感所使用的绝缘胶带包扎，便可稍后再作处理。现在要紧的是她的头。约纳森吩咐用医院最近购买的新型精密扫描仪CT进行断层扫描。
安德斯·约纳森医师金发蓝眼，是瑞典北部于默奥人，已在索格恩斯卡与东方医院工作二十年，先后担任过研究员、病理学者与急诊室医师。他有一项成就令同侪感到惊讶，也让其余和他共事的医护人员感到荣幸，那就是他曾发誓不让自己值班时接收的任何病人死去，神奇的是他果真维持了零死亡率。当然，还是有些病人去世了，但总是死于后续治疗或与他的治疗全然无关的原因。
他的医学观念有时有点离经叛道。他认为医生经常作出自己无法证实的结论，意思是说他们太轻易放弃，又或者在紧急阶段花太多时间去研究病人的问题所在，以便决定理想的治疗方式。这当然是正确的程序，问题是当医生还在考虑时，病人恐怕就要死了。
不过约纳森从未收过脑部中弹的伤员，他很可能需要一位脑部外科医师。要切入脑部的一切理论知识他都懂，但他压根不认为自己是个脑部外科医师。虽然觉得力有未逮，却又顿时发现自己或许堪称幸运。在清洗双手、换上手术衣之前，他找来护士妮坎德。
“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有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医师，名叫法兰克·埃利斯，他今晚刚好在哥德堡，就住在精英公园大道饭店，他刚刚发表了一场脑部研究的演说。他和我交情不错。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电话号码？”
约纳森还在等X光结果，妮坎德便拿着精英公园大道饭店的电话回来了。约纳森拨了电话，饭店的夜班柜台人员坚持不肯这么晚还吵醒房客，约纳森不得不以一些激烈言词强调情况的严重性，电话才终于接通。
“早啊，法兰克。”听到终于有人接电话，约纳森随即说道。“我是约纳森。你想不想来索格恩斯卡帮忙动个脑部手术？”
“你在唬弄我吗？”法兰克·埃利斯医生已居住瑞典多年，瑞典话说得很流利（尽管仍带有美国腔），但每当约纳森和他说瑞典话，他总是用母语回答。
“埃利斯，我很遗憾错过你的演讲，但希望你能私下为我授课。这里有个年轻女孩头部中弹，子弹从左耳正上方射入。我非常需要有人提供意见，除了你我想不出更好的人选。”
“那么很严重啰？”埃利斯坐起来，双脚跨下床沿，揉了揉眼睛。
“患者二十来岁，只有射入伤口，没有射出伤口。”
“她还活着？”
“脉搏微弱但规律，呼吸较不规律，血压一〇〇/七〇。另外肩膀和臀部也都各中一枪，但这两处我知道怎么处理。”
“听起来有希望。”埃利斯说。
“有希望？”
“如果有人头部中弹又没死，就表示还有希望。”
“我明白……埃利斯，你能帮我吗？”
“约纳森，我今晚和一群好友聚会，一点才上床，酒精浓度肯定很惊人。”
“作决定、动手术的人还是我，我只是需要有人来看看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说到评估脑部伤害，就算是醉醺醺的埃利斯教授也比我厉害好几倍。”
“好吧，我去，但你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我会叫出租车到饭店大厅外等你，司机知道让你在哪里下车，妮坎德护士会去接你，为你打点好一切。”
埃利斯有一头乌黑头发，略带几根花白，还有傍晚才冒出来的深色胡碴。他有点像电视剧《急诊室的春天》里的演员。从那身强健的肌肉可以看出他每星期都会上健身房几个小时。他推推眼镜，搔搔颈背，两眼凝视着电脑屏幕上伤员莎兰德脑部的每个角落。
埃利斯很喜欢瑞典的生活。最初是在七十年代末以交换学者的身份来这里待了两年，后来经常往返，直到有一天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提供给他一份固定工作。当时，他已经闻名国际。
十四年前，他和约纳森在斯德哥尔摩一场座谈会上相识，发现两人都是飞蝇钓迷。他们一直保持联络，还相约去过挪威和其他地方钓鱼，但却从未共事过。
“这样找你来，我很抱歉，可是……”
“没关系。”埃利斯无所谓地挥挥手。“只不过下次钓鱼你得请我喝一瓶克拉格摩尔威士忌。”
“好，我很乐意付这样的代价。”
“几年前，我在波士顿有个病人——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过这个案例。那个女孩和你这个病人同样年纪，当时她正要走进大学校园，忽然有人拿十字弓射她，箭从左眉外缘射入，直接穿透她的头，从接近颈背正中央的地方穿出。”
“她没死？”
“她来医院的时候像没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