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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发现，女职员用的电脑原来也是公司的网路伺服器－－你还能愚蠢到什么地步呀？－－再三分钟便侵入他们网路系统上全部十四台电脑。过了大约两小时，她已经看完培森的资料，并发现过去两年来，他有七十五万克朗左右的秘密收入没有向国税局申报。她下载了所有必要的资料，用位於美国某伺服器的匿名电子邮件帐号发了封电子邮件给税务机关，然后便将培森先生抛诸脑后。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她继续浏览诺贝尔房屋的待售房屋资料。最贵的一间是位於玛丽弗雷德郊外的小豪宅，但她不想住在那里。纯粹为了赌一口气的她，选择了第二高价位的房子－－一间大公寓，就在摩塞巴克广场旁。
她详细检视了照片与平面图，最后认定这绝对符合她的条件。前屋主曾是艾波比集团的总裁，因为领取了几十亿克朗的黄金降落伞补偿金而备受批评与争议，如今已淡出社交圈。
当天晚上她打电话给杰瑞米·麦米伦，也就是直布罗陀的麦米伦·马克斯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他们以前便打过交道；麦米伦设立了几家邮政信箱公司，以其名下的帐户管理莎兰德一年前从贪腐的资本家汉斯·艾瑞克·温纳斯壮那里盗取来的财富，收取的手续费连律师自己都觉得丰厚。
这回她再次雇用麦米伦，指示他以黄蜂企业的名义，和诺贝尔房屋商谈购买位於摩塞巴克广场附近、菲斯卡街上那间公寓的事宜。花了四天时间，最后商定的价格让她惊讶地双眉高扬，其中包括麦米伦百分之五的律师费。周末之前，她便带着两箱衣物和床组、一个床垫和一些厨房用具搬进新居。她睡了三个星期的床垫，在这期间一面搜寻整形手术的诊所、处理一些未解决的公务细节（包括夜访某位名叫毕尔曼的律师），并事先付清旧公寓的租金，以及电费与其他每月开销。随后便订了前往义大利诊所的行程。治疗完毕出院后，她坐在罗马一间饭店房间里，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本该回到瑞典展开新生活，但却有各种因素让她一想到斯德哥尔摩就难以承受。她没有真正的职业，继续待在米尔顿安保也看不见未来。这不是阿曼斯基的错，他大概会希望她做全职，变成公司里一个有效率的小螺丝钉。但已经二十五岁的她缺乏学历，她实在不想到了五十岁，还在卖命调查企业界的骗子。这是有趣的嗜好，但不能做一辈子。让她犹豫着不肯回斯德哥尔摩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个男人－－布隆维斯特。在斯德哥尔摩，她和小侦探布隆维斯特可能会不期而遇，此时此刻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他伤害了她。她知道他不是有意的，也一直表现得很不错，怪只怪她自己“爱上”了他。最后这句话用在“大贱人莉丝·莎兰德”身上还真是矛盾。
布隆维斯特以风流出了名。她顶多只是个有趣的消遣，在需要的时候、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一时怜悯的对象。但他很快地又转向更有意思的伴侣。她不禁咒骂自己不该卸下心防，让他闯进自己的生活。
再度恢复理智后，她已切断和他之间的所有联系。要做到并不容易，但她硬是铁了心。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她站在旧城区地铁站的月台上，而他正搭着地铁要进市区。她凝视着他整整一分钟，最后确定自己对他已毫无留恋，否则那种感觉将会让她失血至死。去你妈的。车门关闭那一瞬间，他看见她了，还用搜索的目光看着她直到列车启动，她也同时掉头走开。
她不明白他为何如此固执地试图保持联系，好像在负责什么该死的社会福利计划似的。见他如此摸不着头绪，更令她气恼。每当见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就得强迫自己看也不看就删除。斯德哥尔摩一点也不吸引她。除了米尔顿安保的兼差工作、几个被抛弃的性伴侣和昔日摇滚团体“邪恶手指”的女成员之外，她在自己家乡几乎一个人也不认识。
如今她唯一还带有些许敬意的人就是阿曼斯基。她对他的感觉很难界定。每当发现自己被他吸引，总不免略感吃惊。要不是他已经结婚多年，又那么老、那么保守，她或许会考虑向他示爱。于是她拿出日记翻到地图的部分。她从未去过澳大利亚或非洲，虽然在书上读到过，却从未见过金字塔或吴哥窟，从未搭过行驶於香港的九龙与维多利亚之间的天星小轮，也从未到加勒比海浮潜或坐在泰国的沙滩上。除了几次因业务需要，在波罗的海诸国和邻近的北欧国家，当然还有苏黎世和伦敦短暂停留过之外，她几乎不曾离开过瑞典，或者更正确一点，是几乎不曾离开斯德哥尔摩。
过去她根本负担不起。
她站在罗马的饭店房间窗口俯视加里波底路。这座城市彷佛一堆废墟。这时候她作出了决定，便披上夹克，到楼下大厅询问附近有没有旅行社。她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前往特拉维夫，接下来几天穿梭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并造访阿克萨清真寺与哭墙。她看见街角有一些荷枪的士兵，心生疑虑，随即飞往曼谷，继续旅行直到年底。只有一件事她非做不可，就是前往直布罗陀，还去了两次。第一次是为了深入调查她选择为她管钱的人，第二次则是看他是否做得称职。
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后，打开菲斯卡街的自家门锁，感觉很奇怪。
她将购买的东西和肩背包放在门厅，按下四位数密码解除安保，然后脱掉湿透的衣服丢在门厅地板上，赤裸着身子走进厨房，插上电冰箱插头，将食物放好之后，才进浴室冲了十分钟澡。晚餐吃了一块用微波炉加热的比利牌厚皮比萨和一个切片的苹果。然后打开一个搬家用的箱子，找到一个枕头、几条床单和一条毯子，由于已经封箱一年，有点怪味。最后将放在厨房隔壁房间里的床垫铺设好。
她头一沾枕不到十秒钟便入睡，而且一睡便是十二个小时。起床后启动了咖啡机，身上裹着一条毯子，也没开灯就坐在靠窗座位上抽烟，一面看着皇室狩猎场和盐湖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莎兰德回家后第二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早上七点，她便锁上公寓的门，离开楼层前还先打开楼梯间一扇气窗，将备份钥匙系在她事先绑在墙面排水管夹钳上的一条细铜线上。经验告诉她随时都得准备一把备份钥匙，有备无患。
外头的空气冰冷。莎兰德穿着一件薄薄的破牛仔裤，其中一个后侧口袋下方裂了一道缝，还能看见里头的蓝色内裤。身上穿着T恤和保暖的高领羊毛衫，但羊毛衫领口的接缝已经开始磨损。另外她也找到那件肩膀处有铆钉、但已磨损的皮夹克，并决定找个裁缝师补一补口袋内几乎已不存在的衬里。她脚上穿的是厚袜与靴子。整体而言，相当舒适暖和。
她沿着圣保罗街走到辛肯斯达姆，再到伦达路上的旧住处。首先先查看川崎摩托车是否仍安然停在地下室。她拍拍摩托车坐垫后才上楼，进门时还得推开门后成堆的垃圾邮件。
先前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间公寓，因此一年前离开瑞典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定自动转帐付清定期帐单。公寓里还有家俱，是她长时间从垃圾处理站和大型废弃物当中辛苦蒐集来的，另外还有几个有缺口的马克杯、两台旧电脑和大量纸张。但没有一样有价值。她从厨房拿出一个黑色垃圾袋，花五分钟挑拣邮件，绝大多数都直接扔进了塑胶袋。有她的几封信，主要是银行帐户明细和米尔顿安保的税单。接受监护的好处之一，就是根本无须自己处理报税事宜，而由于平常无须作这类的联系，因此一出现便格外醒目。除此之外，一整年下来只累积了三封私人信件。
第一封来自一名叫格里塔·莫兰德的律师，她是莎兰德母亲的遗嘱执行者。信上说母亲的产业已处理完毕，莎兰德与妹妹卡米拉各继承了九千三百一十二克朗。该笔金额已经存入莎兰德小姐的银行户头，麻烦她确认一下。莎兰德将信塞进夹克的内侧口袋。第二封是阿普湾疗养院院长麦卡尔森好意来信提醒，已将她母亲的私人物品整理装箱，请她与疗养院联络，看要如何处置这些东西。信末并强调，年底前若未接获莎兰德或她妹妹（他们没有她的地址）的消息，由于院中空间宝贵，他们只能将物品丢弃。她发现这封信是六月寄的，便拿出手机打电话。箱子还在。她为了自己没能早点答覆表达歉意，并答应隔天就去领取。
最后一封信是布隆维斯特写的。她思索片刻后决定不拆信，直接丢进袋子。
她将还想留下的各种物品与小东西装入另一个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