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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鲁迅病倒后，周海婴经常悄悄钻进鲁迅的卧室，他总想为父亲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火柴放到鲁迅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鲁迅往往故意不提。周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鲁迅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是7岁的周海婴按照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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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
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外语，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则“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房，茶房用手指夹起苍蝇，一口放进自己嘴里，说不是苍蝇。大家哈哈大笑，谢问荆为何发笑，荆便将笑话讲给他听，没想到，听完后，任凭荆怎么解释，谢不再动筷子了，大概以为菜里有苍蝇。
大家谈兴正浓，谢说他要出去一趟，荆听不懂他说的专有名词，便让他对鲁迅说，谢还是说德语，鲁迅听不懂，用日语问他，他又不能用日语作答。最后，谢红着脸，“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索性弯下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做了一个动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要“大便”啊。谢出去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这首诗，便问主编刘勉己，刘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
鲁迅和川岛曾应邀到厦大同事周辨明家中吃春饼。周夫人包好春饼递给他们，包得很大，两人必须两手捧着吃，分左中右三次咬，才能吃下一截去。一个刚吃完，殷勤的女主人又递上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大，两人勉强吃下，第三个如同小枕头大小的又递上来了，二人都已无能为力，只好谢绝。他们后来才知，吃春饼是厦门风俗，春饼须主妇来包，要包得大而不破，越大越显主妇能干。许多年后，二人还对周家这次厚意招待印象深刻，记得当时两人抱着小枕头咬的场面。
鲁迅夜间写作，有时会下楼煮茶，有时会去如厕，来回走动。某夜有小偷光顾，但见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走动，故不敢轻易下手。等到凌晨3点，鲁迅准备洗漱睡觉，小偷以为有人起床，更不好得手，气得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大便，悻悻而去。事后，鲁迅笑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