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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后来高度评价了胡適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公允地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適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立场】
冯友兰幼时在武昌，有天家中的厨师带他们出去玩，被洋人的狗咬伤。厨师带着冯去找那个洋人，洋人拿出几毛钱，他们拒绝接受，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这几毛钱，只是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后，冯友兰告诉父亲此事，父亲对冯大加赞赏。
1925年，朋友邀请冯友兰去广东大学任教，冯欣然同意。离开开封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向往革命，于是决定前往。
冯友兰到广州后，正好遇上国民党党内斗争，一次，冯友兰和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拿着标语，高喊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冯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他和朋友异口同声道：“可怕！可怕！”他直觉地感到，20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于是决定离开广州。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提供的一份学生名单，要求学校交出名单上的学生，清华园亦被大批军警包围。晚饭过后，冯友兰接到梅贻琦的电话，正要去梅家开会，门前有两个学生要躲进他家，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冯得知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最后梅打电话求助当时的市长秦德纯，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等冯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已经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躲在冯家的其中一个学生，名叫姚依林。
冯友兰到重庆参加学术评议会议，第一天开会，有一个“面团团如富家翁”的人说：“现在教育界有些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很不好。”冯悄悄问坐在他旁边的傅斯年，傅说：“这就是孔祥熙，骂到你们头上了，你得发言批判他。”冯便发言批驳了孔的发言。会后，孔祥熙还特地跑过来和冯友兰握手。
孔祥熙曾对冯友兰说，他要办一个孔教会，请冯担任会长。冯答：“一来没有办这种会的必要；二来如果要办，我也办不了。”
冯友兰至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开茶话会欢迎冯，钱穆亦在座。席间，钱穆说道：“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正色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冯友兰无言以对。
40年代，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探亲，马车行至镇北十三里大树李地界时，冯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家中。冯友兰是祁仪的骄傲，乡邻听说博士回来，几百号人自发迎接，一直接到镇北三里多远的天台号村。可是，马车到跟前，却不见冯友兰。车夫告诉大家说：“友兰早从东小门进街了。”乡亲们大感失望，友兰二十多年没有回来，回来后连个面也不能见。事实上，冯友兰并未让大家失望，他回来后，礼贤下士，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乡亲们非常感动，觉得那天怪罪了他。
1945年，冯母去世，冯友兰回乡奔丧。县长听闻冯回乡的消息后，前来拜望，县长走时，冯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冯都送至大门外。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内定为中央委员。有人劝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冯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此后，蒋介石请冯吃饭时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冯婉言谢绝，称：“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
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朋友劝时在美国讲学的冯友兰定居美国，他拒绝了：“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自美归国，冯友兰过海关时，海关人员见他的护照上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便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到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文革”中，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审查。到1968年秋，他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怎么会对他宽大处理呢？后来有人告知，原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后来工宣队让冯写信感谢毛，并告诉他，当时被毛点名的翦伯赞也写了。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格外紧张，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冯对此颇为糊涂，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撰写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进行了总结和反省。有人认为，冯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与高足冯契（西南联大1940级）一次谈话中，曾谈到应当怎么写的问题，冯契答得很坦白，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学生反而给了老师以巨大的勇气，于是有了《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时，认为该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文革”中，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晚年他反思自己的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