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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六、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