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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