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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