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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以后的纠偏中，群众揭发出前两年违法乱纪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026人（包括扣饭的15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某在总铺公社“蹲点”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某，亲手打人17名。1960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2078人当中，1076人是因饥饿偷吃的。由于关人过多， 牢房拥挤，死在牢里的就有382人。
以上是全县的数字，一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桥公社的季某、总铺公社的宋某等县委委员，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19591960年，武店公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有391人，占干部总数的39．1％。受体罚的群众3175人，占人口总数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有96人，致残的103人。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某、大队长张某，在1960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4个小孩，埋到腰深才经人再三劝说，才扒出来。1960年5月，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某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岁小孩丢到水深3尺的田头窖里，幸亏其母发现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队北夏庄生产队有社员240人，挨过大队长打的就有237人。下放在山河大队工作组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33人，扣饭30多人，罚款27户。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妻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强迫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母亲有病，常找生产队长花某为母亲要点吃的，花说：“还给她吃的？都快要死了，还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说：“你不想埋，就让她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的断气的母亲埋掉。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社员郭传良放牛时牛吃了庄稼，队长陈某当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
1960年2月，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17岁，有一个7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2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天不让7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23人，骂了60多人。
1960年3月中旬一个中午，在板桥公社安乐大队山西生产队，队长缪某硬说15岁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种吃，将她捆起来，用铣把和毛竹乱打，小苗当场晕过去两次，醒来又打，尿一裤裆，胳膊被打断了。被缪打过的人有35人。1960年3月24日早晨，52岁的社员叫刘金友。队长缪某说刘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让刘吃饭，刘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说刘破坏生产。这天天气很冷，缪强行脱掉了刘的棉衣棉裤，捆绑起来用棍子毒打。刘疼得喊“爹爹饶命”，始终没有松绑。胳膊被打断，全身青紫。打后卧床不起，两天不给饭吃，5天后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人，逼死1个。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240人，被队长李某打过的就有237人。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她。这个妇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后，小孩就在家里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得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某，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逃，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逃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某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水库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某一连两天不给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鲁维安饿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
1960年麦收时，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某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瞌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某，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人捆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某，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某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饿得偷吃青苗，支书黄某指使打手用铁丝把两个小孩的耳朵串在一起，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某利用妇女偷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某，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
李武大队社员徐开兰曾当面批评过队长苏某贪污病院的油，当徐开兰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徐的小孩在场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饼乾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
武店公社赵楼大队副大队长赵某说：“群众是奴隶，不打不骂不扣饭就不行。”1960年，他打过30多个人，有的被打伤，就的被处死。全社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1163人，犯有违纪错误的有265人，占22．2％。被他们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的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
5，在水利工地上
大跃进以来，凤阳搞了不少水利工程。兴修水利应当是好事，但由于缺乏科学态度，不少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却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农民的处境不如奴隶，他们饿着肚子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批人在饥饿、疲劳中死去。
建设电灌站是凤阳当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工地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12万余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某，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水利工地上还规定：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的不给饭吃。民工生病就撵回家，被赶回家的病号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被折磨致死。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293人的17。3％。这还不包括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死亡的人数。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县医院周医生到电灌站检查病情，向地委汇报说浮肿病人较多，张政委把桌子一拍，说：“这个傢伙扩大病情，思想右倾！”
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