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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月7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月12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年1月2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月18日报告，泸县到1月8日止，有肿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年12月下旬肿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人，实际至少有2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年4月16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年10月23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1斤，黄豆4两，车前子4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5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
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2斤水，干高梁篼加4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5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