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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 （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从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1961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亿斤；273。71亿斤；230。02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129。28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31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征购量＋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 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 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 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 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31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413。10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眭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年产量比1949年减少了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眭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眭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当于1．15－1．2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年4月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年1月19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年1月2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