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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执委官员。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３月４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月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颳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