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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