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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