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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