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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