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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