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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