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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整理
代前言）
永久的墓碑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