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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毛衣穿上棉袄，却仍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卡嗒卡喏地直打颤。冰冷彻骨的牢房里，从嘴里呼出来的气息就像团团白云。我只能不停地跺着脚，互相摩擦着双手，才能使手指和脚尖感到一点暖意。当看守吆喝着犯人作室外操练时，我想在这天寒地冻之际，她们本身肯定也是十分不情愿离开自己小房里那只火炉的。
室外风虽然很大，但还是比潮湿的牢房暖和些。而且活动活动，也会加速血液循环。只是狂暴不羁的寒风不住刮起阵阵尘埃，弄得四处一片灰蒙蒙的，眼睛都睁不开。
突然我看见所有的看守，都从看守台上紧闭着的岗亭里蜂拥而出，一路上冲下扶梯，瞬间就不见了影踪。与此同时，马路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像起码有几千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看守所。哨位上的解放军战士，仍坚定地紧握着来复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也禁不住伸长头颈，向监狱进口处跳望着。这时，只听得隔壁操场里有个女犯人，紧张地压着嗓音，却很清晰地说：〃大约是红卫兵来营救被市政府投入监狱的同志了。〃紧接着，从另一个操场又传来一女青年的呼声：〃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红卫兵l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那追求自由的呼声与拳头擂击大门的声响混杂在一起。
看守所入口处的暴动还在持续，直至一阵枪声后，那喧闹声才戛然而止，大约是守卫的解放军开的枪。又过了一会，那些看守们又都逐个回来，把犯人押出操场了。红卫兵企图冲击看守所的行动，给这些看守们以很大的震动，当他们打开操场大门时，态度显得和缓多了，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吆喝着：〃出来！〃只是等在门边让我们自己出去。
在以后几天里，那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然的不同。她们开始不大尽责了，常常在值班时缺席，一连几小时都不见她们人影，连声音也没有。幸而厨房里的女人，还继续给犯人送饭和开水。那个在这里服刑的女青年，也照常给我们送洗刷的用水。那些看守们即使来值班，也只是聚集在那个小房间里，紧张地在谈论着什么。从偶尔捕捉到的片言只语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她们也牵进这场大革命之中，她们正在筹备着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以便也能以趾高气扬的造反队身份，步入革命大军的行列。对犯人来说，看守们的自顾不暇，也减轻了大家沉重的压力。有时，可听得有些囚犯，已不再压低嗓子讲话了。甚或还能听到有人在嗤笑。
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条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元旦后，走廊里架起一只扩音啭叭，全体犯人被命坐下听一个重要报告。
一个男人宣读了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它宣告：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北京中央文革的批准，于一月四日，对上海市府采取了夺权行动，从而打倒了〃反动的〃市委及市政府。长期来，上海旧市委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追随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其后，报纸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这次革命行动的〃英雄〃，就是一个过去在纱厂里任保卫科科长的王洪文。他将全市兴起的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由他本人亲任领导者。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老相识，也是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上海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一个赫赫有名的极左作家姚文元，组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即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那时节，似乎只要不是阶级敌人，都可以参加造反派结织，从而成为造反派。这个组织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极左分子手中。
那人还读了一份国务院颁发的文件，批准造反派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是要求工人们要抓好生产。这一声明，等于已承认了极左分子所发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合法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竟也会支持造反派，这简直令我吃惊不已，困惑不解，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同意他们的行动。但转而一想，他号召工人要抓生产，这至少说明，在那个疯狂的形势下，总理的头脑，还是十分理智清醒的。直至后来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才了解极左分子对总理施加了重大的压力。长期以来，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设法迫使周恩来放弃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仅是一种机智的应付，同时也作了永远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姿态。唯有这样，他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活下来，并借此保护了一些党内的老干部。
在这个突击性的公告公布后没几天，看守送来了一份《解放日报》。它是由新上任的造反派编发的，上面用套红标题声明：经过长期斗争，红卫兵及造反派已予十二月二日，夺取了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为砸烂旧市委拉开了序幕。
我详细认真地阅读了报上的消息，领悟了造反派最后的胜利，是因为旧市委两个高级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争取过来〃反戈一击〃。在一次公开性的集会中，他们揭露了前任市委书记及上海市市长两人都是叛徒。为了迫切希望能得到造反派的重用，为了表白自己为坚定的左派，他们竟抽了与其曾经共事多年的同事的耳光，这一行为，取得了与会的红卫兵及造反派持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这两个高级领导为马天水和徐景贤。在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粉碎之前，他们是〃四人帮〃的上海代理人。一九八二年，他们两人都因紧跟〃四人帮〃，包括参与迫害他人，而被判长期徒刑。马天水为此而发疯了。）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他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