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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优待照顾的。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因患癌症故世，公司由一位英籍总经理继管，我遂被聘为总经理顾问，以后一直任此职，直至一九六六年。
新任的英国总经理，通过我，代他们解决一些在那个时代资方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及种种困难。我得周旋于公司与政府之间，既不能损害亚细亚公司的尊严和威望，也得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我的任务是管理职工，是总经理和公司职工工会之间的联绺员。我需分析工会提出的要求，调解各种纠纷，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重要文件。每当总经理休假或去北京谈判时，我就代理总经理职务。我为能胜任这么一个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职务而觉得幸运。
一九六六年春天，亚细亚公司经过谈判，和人民政府有关机关签订了资产负债清理协议书。我们上缴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财产，政府机关接管了全公司的职工，并对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但我不包括在内。这里仅指属予亚细亚公司上会的职员。该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我则属于经管人员。
在协议签定以后，我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女儿，适逢赴华北巡回演出。我原来计划等她回沪后，去香港跑一次。岂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间，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女儿的演出队当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厂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政府官员总是不肯轻易签署任何申请的；与此同时，各项工作即使不致全面停顿，也会因此推延阻搁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申请赴港出境证了，以防吃个闭门羹。因为一旦你的出境申请被撤回，公安局则要将此列入档案记载之中，以后再申请的话，就会有些麻烦了。因而我们决定留在上海，自忖文革将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至多不过折腾一年就会过去的。
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