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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对我参加妇联学习十分自豪，她觉得我总算熬到了头，不仅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还被政府选拔至特殊小组去参加学习。学习班举行成立会议那天，她提早为我准备好早餐，并围着我转了老半天的圈子，看我是否穿上她指定的衣服。
〃我看你还是穿那件浅灰色的，你穿上很合适呢。〃她建议道。
〃不穿戴青的？〃我从衣橱里拿出另一套衣服。
〃不，浅灰的好，穿了更年轻。我看你最好再染一下头发，这样你就显得更年轻了。〃我把那套藏青的衣服放回橱里，换上浅灰的。她满意地笑了：〃明天，把见到的给我说说。〃就喜孜孜地回厨房了。
约有七十位从中年到七十岁左右妇女参加了学习班成立大会。那是一间宽畅整洁的会议室，阳光透过高敞的窗户注入室内，洒满了满满一屋。每人都斟有一杯滚烫的绿茶。妇联一位副主席，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们讲述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已故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随后她又歌颂了一番英明领袖华国锋打倒〃四人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开了路。她与其他党员干部所讲的一样，重复了一番空洞的大道理，所用语气措词几乎与中央首长及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模一样。
大家对副主席的发言报以掌声表示同感。此后，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色套装，起身发言。她主要汇报了一下最近随丈夫，一位原工商业者，去美国旅游探亲的经过。首先，她为她暗哑韵嗓音表示歉意。她解释说自她回国后，到处有人请她讲话，以致她的嗓音都喑哑了。为什么到处都要请她去讲话呢？听了她讲话的内容后就可以明白了。她把美国的生活形容得一文不值；酗酒、吸毒、抢劫、杀人，昂贵的医疗等等。还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美国虽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仍决心回国，继续在他那已合营上交给国家的工厂里任总工程师。又说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她发言完毕后，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一种鼓动，而并非对美国的诽谤。政府可能为美国领事馆门前那长龙般的等侯签证的队伍感到羞愧。她的发言，可以对那些想移民出国之众，降点温度。事实上，报纸也报道过赴美企图定居的青年，无论寻职及适应当地社会都颇感困难，他们因此颇觉失望地回国了。让他们感动的是，原单位依旧热情接纳他们，支部书记还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此类报道的结尾部分，常常是以这些青年誓言要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之语作结束的。
我在这个小组参加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习各类文件及首长讲话，与政协委员一起听有关文化工作及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还约束控制自己去内部商店及餐厅购物进餐，以致不滥用国家照顾的优惠来谋私利。
我们组里共有三十二位组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六十岁。小组长是七十高龄的副市长夫人。何同志是指导学习的两位党员同志之一，她们分别担任记录和引导启发学习的工作。副市长夫人是位经验丰富的组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也十分知趣乖巧，大家都懂得怎样鉴貌辨色，因此每次学习都是十分自觉，从没有使何同志她们难堪过。
我在里弄的小组里是从不发言的，但在这个学习小组，每次都要讲上几句了。一般是由一位约五十左右的最年轻的学员，先读一遍要讨论的文件，随后大家就进行讨论。发言很热烈。如果每次都不发言，会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但第一个发言的人，可能容易说错话；而最后发言的，便可以重复别人讲过的并已验证为正确无误的观点了。
每次读完文件后，就是几分钟的冷场，大家都怔怔地盯着自己跟前的笔记本，好像在思索文件的内容。随后，小组长，副市长夫人，便作了一番解释，启发大家如何开展讨论。再经过一段冷场后，总会有一位比较胆大的，先呷口茶，接着就开始抬头发言了，这以后，其他组员才相继开始发言。我往往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才发表一些泛泛之谈。但有时却还是不行，想要装聋作哑混过去。这时，何同志或另一位干部，总要转向我：〃你的看法呢？〃这样，我就只能想一点话出来说说了。小组会发言，也是一种艺术。自然是不能彻底暴露思想的，但要想把同一观点，以不同的语句来重复多次，那可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宁可发言让人腻厌，也不愿敞露什么标新立异的不同观点。
以后我对何同志熟悉一点后，发现她倒不像其他党员领导那样，对我们这种人持什么偏见，因此我就要求她帮助我，将谋害曼萍的凶手绳之以法。她十分同情我，并把我介绍给统战部书记处的一位女干部。一天晚上，何同志将那位马同志带到我家里来。
我将女儿被害的情况向她详细叙述了一番，马同志同意将此案全面向上级汇报讨论。几天后，她又与何同志一起来我家：
〃领导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你女儿的案件，不久将重新审理。上海有许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亡案，很多家属都要求政府重新复查。比如说我们的前任妇联主席，也说是自杀身亡的，现在她的家属也提出疑点和证据，证明她是被谋杀的。好多年前的案子，是很雉查个水落石出的。即便你能证明这是非自杀身亡，也必须得有人能指出真正的凶手。谁会有这个勇气来举手指责另一个可能仍和他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就是杀人凶手呢？即便有人出来揭发了，我们又凭什么可以相信他昵？这问题确是很棘手的。〃我承认，〃但是只要政府有决心，我想抓出真正的凶手也不是不可能的。你要稿信党，相信政府。不久的将来，对文化革命，会有真正公正的评价的。这一来，我们这些清查遗留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马同志对我说。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当时对文化革命还未全盘否定。那些犯罪的造反派还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正是借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马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老百姓也明白，许多造反派都入了党，当了官。要想与这些党内领导交锋，较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困难多了。
她们告辞了，我将她们一直送到大门口。我对她们的诚意十分感谢，我答应她们，我会耐心等待的。
冷不防这时发现朱太太，原来她一直伫立在黑黝黝的院子里。待我关上大门后，她便走过来招呼我：〃你们在谈论你女儿的事吧？〃她问我。
〃是的。〃我说。
因为我常在政协的内部商店为朱太太购买高级香烟，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了。
〃我儿子告诉我，谋害你女儿的那人已给抓起来了。他好像还牵涉到其他一些人命案呢。你儿子怎么知道的？好像是他们民兵队里的人告诉他的。〃朱太太的消息让我十分震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儿子上我这儿来一下。
晚上他来了。但他似不大愿意提这件事，而且绝口否认他曾与母亲谈及过此事。〃我妈弄错了，她极本把情况搞糊涂了。〃他说。
我也不太相信朱太太的话，只权且当它是长舌妇的无稽之谈。我想要是那凶手已进了监狱的话，公安局一定会通知我的，而马同志也一定会了解的。但事实说明，朱太太儿子的消息却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市政府对那个凶犯，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其他五个被害者家属都出席了公审大会。香港大公报及其他左翼报刊都报道了这次公审的实况，凶手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此时我人已在香港。在一天早晨打开报纸，掠入我眼目的，就是这条新闻。我女儿的名字，也列在被害者的名单之中。此时我方才明白，为什么市公安局有意要让我在对该凶犯公审前批准我离境。他们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文化广场有着上千个座位，他们邀请各方面代表出席这次公审大会。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坐在前排，还可上台对判决和处刑发表意见。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根据中国法律，凡判死刑的杀人犯，必须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公安局有关领导很清楚，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不会同意死缓的。因为缓期执行意味着两年后即可获得自由①＇6＇。
一九七九年，对邓小平